这是参观者在小岗村村民文化广场上观看邓小平语录和“大包干”带头人手印石刻(10月7日摄)。

　　大寨曾经的失落与困惑，小岗人也遭遇到了。严俊昌曾用“一朝迈过温饱坎，二十年没过致富关”来形容小岗村的发展状况。

　　1978年冬天的一个寒夜，这位“大包干”的牵头人，跟小岗十八户农民在一份分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鲜红手印。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从这份“秘密协议”萌芽，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幕由此拉开。

　　“大包干”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变。全队粮食总产13万斤，相当于前15年粮食产量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可扬眉吐气的光景没持续几年，在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小岗村的发展步伐渐渐滞重，越来越多的村子后来居上。小岗人异常苦恼：为何起了个率先改革的大早、却赶了个迟迟不能腾飞的晚集？

　　严俊昌们苦苦思索，终于砸开紧锁脑筋的桎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小岗村成名于“分”、得益于“分”，却也受制于“分”，在市场重新配置经济要素时，仍不敢打破“分”的“老真经”，过去的成功经验成了今天的发展包袱。

　　1997年，严德友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粮食产量已近极限，再靠“包干”式的独立耕作难以增产增收。而小岗村和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出现打工潮，部分农田闲置，面临“撂荒”的危险。

　　“我就想把这些土地做精做透。”经多方奔走，严德友找到投资商，准备出租600亩地发展观光旅游业。一切谈妥后，却遭到几个“大包干”带头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走回头路”。社会上也出现了小岗村要“重返大集体”的传言，小岗村土地大规模流转计划多次流产。

　　经过无数次劝说与动员，严德友制订了周密的“土地流转规则”，并在2001年成功流转80亩土地种植葡萄。2005年，一个养猪场又从村民手里租了200亩地。如今，小岗村60%的耕地被整合起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民人均纯收入4年翻了一番。

　　华西村学过大寨，也深入反思过小岗模式，但最终选择了一条有自我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以粮为纲”使华西村“当家人”吴仁宝痛切地感到，单靠农业只能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农民要真正富起来，非发展工业不可。于是，华西村率先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为了保密，工厂建在树林里，在隐姓埋名的十年中，为华西村创造了几百万元的利润，农民收入分配的一半来自这个厂。

　　这中间，华西人内心的搏斗丝毫没有停歇过。以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标志，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时，华西村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分还是不分？

　　吴仁宝认为，中央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在僵硬的人民公社体制和“大锅饭”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分田到户是非常必要的；而华西村每人只有半亩地，集体经济已经壮大，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为什么一定要分呢？

　　最终，本着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的理解，华西村没有分，实事求是地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吴仁宝坚持把全村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的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企业中。20年后，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后盾，这一方土地上的人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