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基本数据:共有46个方(梯)队,其中地面方队42个,空中梯队4个。地面方队:1个仪仗队;17个徒步方队;24个乘车方队,由428辆战车组成,绵延24公里,分4路进入天安门广场。受阅人员共有10370人。受阅武器装备,有火炮126门,导弹189枚,坦克装甲车205辆,火箭布雷车18辆,轻武器6429支(挺),汽车2216辆,各种飞机117架。阅兵历时56分钟。首都群众50余万人参加了庆典和游行。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第12次国庆阅兵。这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军威和国威,检阅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大庆祝活动,是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此次担任检阅部队的阅兵首长,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一)自1981年华北军事演习阅兵开始,筹组3年后的首都大阅兵把阅兵列为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做出的决定。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首都北京每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国庆阅兵,之前已经举行了11次。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每年一次的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1964年逢“小庆”之年,这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也把阅兵作为军队的规定科目,但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全国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不适宜搞大型的庆典活动,为此也就没有举行国庆阅兵活动。阅兵,本来是军队教育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阅兵曾被当作“形式主义”而取消,相应的军队内部阅兵活动也被当作形式主义而停止。当时的军队同国家一样,部队建设受到很大影响。之后,天安门广场上虽然进行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接见红卫兵等游行示威活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我国在此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再举行国庆阅兵。
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拨乱反正,指明了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目标。1981年3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指出:不能说检阅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实际意义,通过阅兵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也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就在这一时段前后,从1979年开始的南疆战事正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弦,我军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其后又进行了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一系列的“骑线点”争夺战。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接连几次的作战中表现神勇,被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人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时代要求和爱国主义情结,全国人民希望全方位地看到子弟兵的光辉风采,中国军人也需要士气的鼓舞和民众的理解,“理解万岁”的口号也即是在此时喊出的。广大人民群众看不见战争的场面,所以需要近距离地向他们展示军队的雄壮。于是,国庆大阅兵成为人们诉愿于人民军队的时代要求。人们也更加朴素地理解举行阅兵,理由之一就是这支军队为祖国立下了战功,英勇的指战员们需要听到一句真诚的感谢和问候:“同志们辛苦了!”同时,他们也将以“为人民服务”的回答,来表达对胜利履行神圣历史使命的自豪。
为促进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向党和人民汇报武装力量建设的成就,展示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1981年3月18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通令全军,决定恢复军队内部的阅兵活动。这一时期,在全军各部队掀起了阅兵新潮,极大地促进了军事训练和部队正规化建设。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地区成功地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举行了壮观的阅兵活动。邓小平身着戎装,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检阅了部队,他在演习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一阶段,邓小平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作出了高度概括: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3年后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即成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丰硕成果的一次辉煌展示。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万象更新,巨变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轰然进行。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组织1959年国庆1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国庆庆典活动,同时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军容最为严整和装备最为精良的国庆阅兵式,以集中反映我国建设成就,反映我军建设成果,从而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是在中国人民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爱国热情、检阅建设成就、增长四化志气”,这四句话顺理成章地成为本次大型庆典活动的主题和目的,这也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
为了搞好这次国庆阅兵活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做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1983年11月中旬,在邓小平的亲自部署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这次国庆庆典和阅兵筹备工作,确定成立“国庆35周年首都庆祝活动领导小组”。庆祝活动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总参谋长杨得志,中央领导人胡启立、乔石、田纪云,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组成。万里任组长,杨得志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胡启立、乔石、田纪云负责。
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于11月15日主持会议,研究部署35周年国庆阅兵工作。会议确定:(1)受阅部队1.5~2万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2)受阅部队着新式服装,武器装备要新一点,精一点,好一点;(3)改变阅兵程序,由阅兵总指挥向中央军委主席报告后即开始阅兵,国防部长不再讲话;(4)整个受阅部队的组织工作,由阅兵领导小组负责;(5)受阅部队集中北京不能驻训公园,可以驻训机场。要搞好阅兵基础训练、合练和预演。
11月底,总参谋部军务部遵照军委首长的指示精神,拟制和呈报了阅兵初步方案。12月5日,杨得志总长对军务部呈报的阅兵方案作了重要批示:“我原则同意军务部提出的意见,补充以下意见:(1)领导小组张震同志参加为好,还要增加一位武警总部的领导。(2)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除讨论本方案以外,着重研究方队的组成、队形、编排次序、指定受阅部队(院校)、确定分训、合练任务调整等,还有受阅部队(院校)的后勤保障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向军委并中央写一个报告,批准后立即展开工作。(3)在天安门前试摆方队的计划在秦基伟回京后即进行,看看合不合适。还可以找些外军的资料,以便领导小组研究。”
遵照总参首长的指示,军务部对国庆阅兵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再次呈报了研究修改后的方案和建议。主要建议内容有:成立首都阅兵领导小组;由北京军区成立首都阅兵总指挥部;关于参加受阅部队和所带武器装备问题;关于海军、空军、二炮受阅部队和携带装备问题;北京军区请示在天安门前同时试摆7个方队的问题。
12月10日,万里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会议,研究35周年国庆活动的工作部署。会议决定成立“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领导小组”,由总参谋长杨得志任组长,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任副组长;北京军区成立阅兵总指挥部,吸收各军兵种和总部有关人员参加。万里还指示:这次阅兵,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都要参加,一定要搞好,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扩大国际影响。
12月12日,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领导小组成立。这天,总参军务部组织协调的首都阅兵领导小组第1次会议在三座门召开。会议由杨得志总参谋长主持,何正文副总参谋长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和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还传达了万里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会议精神,主要研究确定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宣布自本日起成立“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领导小组”,在阅兵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统一负责阅兵的筹备、训练和组织指挥等工作。二是以北京军区为主成立阅兵总指挥部,对阅兵筹备工作实施集体领导。三是初步拟定编组40个方队。经总参首长确定,首都阅兵领导小组的日常有关事务由军务部承办,军务部王海云副部长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12月27日,以北京军区为主成立了“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总指挥部”,秦基伟任总指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马卫华、参谋长周衣冰任副总指挥,并由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的领导人组成“阅兵指挥部办公会议”。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周衣冰兼任办公室主任,总参作战部、军训部、军务部,总政保卫部,总后司令部,海军、空军、二炮司令部,军事学院和武警总部,各指定一名领导同志为办公室成员,对阅兵筹备工作实施集体领导。
阅兵总指挥部建立之后,迅速开展了阅兵的各项准备工作。邓小平亲自批准北京军区为国庆阅兵定下的目标:“世界一流,国际前茅。”虽然我国已经连续20多年没有举行国庆大阅兵,但负责这次国庆阅兵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仍然信心十足,坚信这次阅兵一定能走出军威,走出国威,达到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爱国热情的目的。
12月下旬,“首都阅兵总指挥部”研究制定出了比较完备的阅兵方案。这个方案确定:受阅部队10370人;各种作战飞机117架;导弹189枚,坦克装甲车205辆,火炮126门,火箭布雷车18辆,轻武器6429支(挺),汽车2216辆,组成46个方(梯)队。其中地面方队42个,包括:1个仪仗队,6个军事院校方队,5个步兵方队,水兵、空降兵、女卫生兵、武装警察各1个方队,2个302式反坦克导弹方队,7个炮兵方队,1个火箭布雷车方队,1个523轮式装甲输送车方队,3个63式履带装甲输送车方队,6个坦克方队,1个海军导弹方队,2个地空导弹方队,1个战略导弹方队,男、女民兵各1个方队。每个徒步方队为14个排面,每个排面25人,另领队2人,共计352人,比国庆10周年阅兵时增加4个排面、110人。车辆方队:战略导弹方队为4个排面,每排3辆车,加上2辆指挥车,共14辆车。其他车辆方队均为4个排面,每排4辆车,加上2辆指挥车,共18辆。空中梯队共有4个,最大机群为9机编队,比国庆10周年阅兵空中编队增加4架飞机。各种受阅武器装备共有28种,全部由中国自行研制。其中19种是首次公开亮相的新装备,具有现代水平,有的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
被指定参加阅兵的部队开始紧张地准备工作,首先是人员的选拔定编。在选拔标准上,对每名受阅官兵的身高、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均有严格要求,并且特别强调政治素质合格、军事技能过硬。男民兵方队由首钢具体负责,员额充足,比较容易组织。而女民兵方队的员额选拔则有一些困难,决定由北京市负责组织选拔,规定报名条件为身高在1.63米至1.75米之间、年龄17岁至25岁的女性,初选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合格者经过体检和面试,集中进行初步训练后,再参加区里的甄选,被选拔出来的女青年经过集中训练后,才能参加国庆阅兵大典。被选中的人员都感到无限荣光,因为这次难得的受阅训练可以更多地锻炼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而且能够亲身参与阅兵,这样的机会可能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大家都格外珍惜。
根据阅兵方案中提出的受阅部队着新式服装的要求,后勤军需部门紧张地投入服装研制工作中。此时,全军官兵所着军装还是“六五”式。这种军装是1965年5月取消军衔制后的新军装,官兵一律佩戴全红领章、全红帽徽,一律戴解放帽;陆军服装为草绿色,空军服装为上绿下蓝,海军服装改为深灰色;全军干部上衣为四个兜(上下各二个),战士上衣为下部二个兜,这是该套军装区别干部战士的惟一标志;原发给校级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予以废止;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发武装带予以废止。1974年,海军服装恢复了1965年以前的样式和颜色;陆军、空军女军人改戴无檐软帽,夏季服装恢复裙服样式。1984年国庆阅兵所要求的新式军装,其时还未完全定型,以至于阅兵式上的军装与后来实际配发全军部队的服装有所不同,尤为特别的是从1984年发行的邮票图案上更能反映这种“急就章”的差异。这套后被定名为“八五”式的新军装,军以上干部为纯毛料服装,师、团干部为混纺毛料服装,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仍为布料服装;全军干部和战士戴大檐帽,女战士戴无檐帽;帽徽为“五星八一”军徽,红色领章三面镶一黄边加缀军种符号,干部领章、肩章的颜色、肩花的样式按军种作了区分。这种新式军装是首次在国庆阅兵中展示,总后勤部研制部门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赶制出了供阅兵用的上万套服装,直到半年多后,这种新式服装才配发全军,可见当时中央军委对这次阅兵是何等的重视。
1984年1月23日,总参谋部军务部组织协调召开首都阅兵领导小组第2次会议,就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场地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会后,向阅兵总指挥部呈报了《关于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方案》和《关于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经费、物资概算的请示》等。2月8日,杨得志总长主持召开首都阅兵领导小组第3次会议,审议阅兵方案。2月15日,总参军务部代首都阅兵领导小组起草了给中央军委和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的《关于国庆阅兵领导机构和阅兵方案的报告》,呈报了阅兵领导机构的组成及受阅方案。
3月2日和5日,周衣冰受阅兵领导小组委托,分别向中央军委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阅兵方案,并获得批准。
根据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4月5日下发了《关于抽调2000人参加群众游行的通知》,要求北京军区从卫戍区所属部队抽调2000人,参加首都国庆35周年群众方阵游行和担任群众游行的训练工作。5月6日,总参谋部下发了《关于为国庆节群众游行指挥部抽调教练员的通知》。这一时期的阅兵筹备工作异常繁忙紧张,主要工作有: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军委的有关阅兵指示,反馈各方面的意见;做好首都阅兵总指挥部、首都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海军、空军、二炮、国防科工委和总部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组织协调军委和总参首长对受阅部队的视察检查活动;编发首都阅兵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起草有关首长讲话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