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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有时候好心不见得招来好报,前有彭宇案,后有白领“钓鱼案”,异曲同工地证明了这一论点:上海一位白领遇到一男子。因该男子称胃痛等不到出租车,并央求张先生捎其一程。当张先生载上该男子,应男子要求停车后,才发现这是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黑车”。于是,张先生因“非法出租营运”被罚款1万元。与彭宇案不同的是,上海的这位白领遭遇的不是个别人的道德危机,而是有预谋、有组织的“管理新手段”。
总有人抱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可是在这样道德危机的背景后,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对于金钱的崇拜和追逐。彭宇案中的那个老太太是如此,钓鱼案中的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更是如此!这是一门生意:一两个人做,叫做碰瓷;五六个人开着车做,叫做绑票;一个政府级别的行政执法单位来做,就叫做“管理手段创新”?实际上我们看不出,这种“创新”和碰瓷绑票有什么区别,都是给人设下一个套,然后坐等人民币送上来。
执法大队的部门利益很重要,创收的方式却很有限,估计大队里的每一个队员心里都琢磨:怎么现在的人都开始守法了呢?怎么就不出个事儿让我们罚罚款呢?于是,执法大队主动出击,人们不违法,就创造条件让人们违法!因此,执法大队财源滚滚,从大队长到普通队员,都为这个政府执法部门的经济效益节节攀高而欣喜不已。
上海从此道路以目,对任何人的伤痛和苦难都熟视无睹,因为帮助一个抱小孩的大妈,走夜路的老汉,痛得满地打滚的路人,都可能违法!问题是,世界清静了,人们得到教育了,社会公德被践踏了,所有人都长记性了,执法大队这时候还靠什么创收呢?真是让人不敢想象。(曲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