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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洋学生
工厂模型青春激情
81岁的天津大学退休教授李治崇,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去参加1949年国庆游行的情景。
李教授说:“我是1946年从四川考上了当时的北洋大学。1949年,我正好上大学四年级。大家都知道10月份要举行开国大典,但是,具体在哪一天并不清楚。”据李教授回忆,当时人工广场建在现在河东区十三经路附近,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开洼野地,大家在没有课的时候就去参加义务劳动,干得特起劲儿。在工地上有很多行业的市民,大家都在计划着怎么参加开国庆典,学生们就听说不少单位要做模型、做彩灯,于是,学生们也决定要做一些漂亮的又有意义的模型。
当时李治崇在北洋大学化工系做系学生会工作,这个系一至四年级有近百名学生,大家经过讨论,决定做一个新型化工厂的模型。因为,那个时候,工厂很少,学生们都抱着一个心愿,用自己的知识,给自己新成立的祖国建起现代化的新化工厂,在新工厂里为祖国建设出力。于是,系里的一些学生先设计了一个草图,当时,大家就觉得,新工厂一定要有高楼,于是设计了三层楼。在那个时候三层楼可就是大建筑了。在楼外还有很先进的各种化工设备等。学生们谁有时间谁就参与制作。一边做一边修改,用了近两个星期,终于做成了。
李教授说:“1949年10月1日那天,大家的心情特别好。我们学校当时在红桥区西沽附近,学生们下午3点就出发了,一路上小心地保护着我们的大模型,8个人一组轮流抬着。其他系的学生好像也做了一些模型,大家一直走到十三经路,天都黑了。广场上人山人海,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举着不同的花灯、模型。周围不少人问我们的模型是什么,我们就讲这是我们心中的新工厂,我们得到了很多掌声。大家一直狂欢到深夜,一路走回来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回到学校,已经该吃早点了。”记者任悦李海燕
老邮政职工
走街串巷送信报喜
走进88岁高龄的周孚老人的家,首先看到的是整整一面墙的书,从地面一直码到房顶。作为一名从旧中国走过来的邮递员,他与邮政结下了70年情缘,新中国成立是他一生中经历过最大的一件事。
1939年,刚满18岁的周孚接到邮局通知,成为一名“信差”。周孚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只是想着能挣钱养家就行,脑子里想的也简单,希望能凭自己的劳动挣份辛苦钱。我那时当信差就像小力巴儿,谁让我们干杂活都得干,买卫生纸、送洗衣服,也没人尊重我们。”
自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之后,周孚一天天看着身边的变化,信差改称人民邮递员,邮差、力夫改称邮运员,“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叫响,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干起活来精神头也大不一样。”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全年无休的投递工作让周孚在国庆日也不例外。“记得那天早晨老早我就跑到邮局,拿上当天需要投递的邮件,一路哼着歌就出发了。”周孚老人告诉记者,1949年自己在邮政工作整10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60年,但是每每提起都犹如近在眼前。
记得那天自己蹬着自行车去送信,总是忍不住自己乐出声来,嘴里的歌唱个不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一首接一首唱得特别带劲。每送到一户,见面递上邮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了!”周孚说,他觉得自己传递的不仅是一封封信件,而且还要把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遍津城大街小巷。
一天的工作完成后,周孚和他的同事们集合到了一起,参加全市游行庆祝活动。“当时我们上千人分成好几个方队,我是其中一个方队的小队长。
那天邮局给每个人发了两三朵漂亮的绢花,大家沿着海河边一直走,一边走一边不停挥舞手里的花,我们又唱又跳,还有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当时还有一个女职工上前来找我要手里的绢花,说是要拿回家当做新中国成立的永久纪念。”记者杨郁卉
老游行群众
自制灯笼不夜津城
1948年年底,平津战役打响了,天津由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广泛活动,电力职工对党的城市政策有所了解,纷纷行动起来护厂迎解放,因此天津所有公用发电厂都毫无损坏地保存了下来。解放后,电力设备要由军队接管,1949年1月3日,蔺凤琼和其他部队接管人员在胜芳集合。
13日那天,后来担任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给所有的接管人员开了一个会,讲清楚接管的政策和工作原则。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从胜芳一直步行到天津。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火,犹如滚滚春雷,使津沽大地获得新生——天津解放了!
16日,经过两天的长途步行,蔺凤琼等20多人从胜芳经杨柳青沿着南运河由西营门进入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资源委员会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改称“军管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整个城市的气氛是那么地热烈,那一天30万人聚集在人民广场。
蔺凤琼和他的同事们在民园体育场集合之后,一起前往会场。18:30,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军乐队奏起庄严、雄伟的《义勇军进行曲》,在30万人的仰望之下,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时,全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20:00,参加集会的30万群众组成6个梯队,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早在国庆节之前,蔺凤琼就自制了一个灯笼。“那天晚上有游行活动,大多数人都做了灯笼,我用铁丝弯出了一个中国地图的样子。当时整个电力公司有好几百名工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海河两岸和解放桥,被我们的工人用电灯装点起来。那天晚上,就像是在开灯展,什么样漂亮的灯都有。”
忆当年,85岁高龄的老人依然激动得双眼发亮。整个游行持续到10月2日凌晨4点,整晚灯火如潮,提灯游行的队伍如同熔化的铁流一般。记者杜娟
老印刷工人
报纸印成热泪盈眶
在陕西路3号一幢老旧的小二楼里,居住着今年已经83岁的张兴伟老人和他的老伴。由于虹膜炎的困扰,从去年开始,老人已经不能再读报了,在此以前,他一直保持着阅读《天津日报》的习惯。尽管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视力,但是提起60年前,提起印刷10月1日《天津日报》的情景,老人的眼中依然有光彩闪动。
1946年,20岁的张兴伟从老家河北沧州来到天津,进入报社开始学徒。当时整个印刷车间,有30多个工人。
“那时候印报纸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等记者们的稿子齐了,总编审了之后,还有排字、制版、印刷等好些个工序。我干的是印刷,一般是夜里两点上班,因为机器好,印得快,所以早晨四五点就能下班了。”
提起1949年的第一个国庆,张老脸上的笑容慢慢加深。那一夜,大家伙的心情都特别兴奋,又有点紧张。“以前是受剥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是主人了,能一样吗?”1949年10月1日的《天津日报》一共是6个版,第一版和第二版上的内容,主要是和新中国成立有关的新闻报道,而其他几个版上,是天津本地新闻。“那天的报纸比平时都晚,印数还比平时多,所有的人都按时上岗了,可是都在等待,一直在等着新华社的定稿。大家高兴的同时,也都很着急,外面几百个报贩子围在那里,等着拿报纸去卖。我们也急啊,想亲眼看着那些新闻变成铅字。”
终于,等来了新华社的稿子,排字、制版后,要交付印刷了。这时候的印刷车间里,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着报纸的印刷进度。“报社的领导们来了,好多的编辑、记者们也都来了,外面都是欢呼声,还有报贩子们着急询问的声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政协首届全会胜利闭幕、明日全市盛会游行、全市人民动员起来贯彻政协的一切决定……看着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新闻标题。张兴伟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眼含着热泪,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要把报纸印好,要让全市人民都能通过《天津日报》,知道这个喜讯。奋战了六七个小时,一张张还微湿的《天津日报》,终于从轮转机里送了出来,同天津全体市民和其他各地人民见面了!记者杜娟
老搬运工人
唱着大戏参加游行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83岁的郭兰台大爷最近又哼唱起这首足以令他骄傲一生的《兄妹开荒》。“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和那时的同事冯纪义就是表演着这个节目在天津参加的游行活动。”回忆起这段经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
1948年底,郭兰台从农村来到天津,1949年1月15日便迎来了天津的解放。解放后他便来到了新仓库搬运装卸队,光荣地成为一名工人。那时,解放军经常演出节目,郭兰台常看,慢慢地还学会了不少的节目。“在装卸队的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和同事一起排练演出,也就是那时候我和棉纺一厂俱乐部一位工人演出的《兄妹开荒》受到了工友们的好评。”郭大爷说话时,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
“1949年七八月间,因为我们在新仓库和棉纺一厂俱乐部演得不错,搬运公司工会大王庄装卸队调我和冯纪义去了义信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准备庆祝节目,能参加国庆游行,我都高兴死了,睡着都能乐醒。”
1949年10月1日一大早,庆祝演出活动就开始了。“那一天我穿了件小粗布的上衣,头上裹着条白毛巾,系毛巾时还特意模仿了人家专门的演员,将毛巾在脑前竖着系。我手里还拿了把镐头,演妹妹的冯纪义上身穿了件兰花大襟的衣服,下身穿了条红裤子,一只手挎了个篮子,另一只手拿着个罐儿,我们一路演着《兄妹开荒》,随着游行的队伍一路前行。当我们路过检阅台时,黄敬市长等领导都热烈鼓掌,听到那掌声,我们的劲头就更足了。下午2点,我们到达了总会场,就在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后面(十二经路至十三经路之间)的一片玉米地和高粱地搭起的会场。我们站在会场上,从会场的广播里传出北京开国大典的实况,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声音时,会场上顿时沸腾了,异口同声的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大家相互握手、拥抱,锣鼓声、欢呼声、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响彻整个大地和天空。
“庆祝游行一直延续到了晚上,那时候道路两侧的路灯很少,可是游行队伍的气氛一直十分高涨,大家唱着歌、扭着秧歌、演着歌剧,高呼着口号,大踏步走过全市每个角落。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市民不时热烈欢呼鼓掌共同祝贺。”记者王月摄影许凯
老电力工人
庆典之夜全力保电
就在大家为新中国成立而彻夜狂欢的时候,靳宝林正守候在电厂生产的第一线,为国庆庆典的正常进行在保电。
虽然必须守在发电设备旁边,靳宝林的心却早就飞到了庆典的现场。但是他也知道,保电,意义远远大于去游行。他说,“在庆典的现场,一旦出现停电事故,不仅影响活动的正常举办,还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他要用自己的努力,给庆典现场带去光明。
“那时候的发电设备很不稳定,开关里面时不时地就会缺油,需要及时补充进去,否则发电机组就会出现故障。那时候啊,厂子里连除尘设备都没有,每天都要用小车一车一车地往出拉灰。”提起当年,老人陷入了回忆之中。
靳宝林在发电三厂是有名的“靳神手”,在钳工班时,规定一天完成的活,他四个小时就能完工,而且保质保量,对照图纸不差分毫;哪台机器的轮子不转了,他管;谁家的灯、线有毛病了,他修;一堆废旧的自行车零部件在他手里,只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攒出一辆像模像样的自行车。他还是个发明家,在当时设备落后的情况下,自制了很多实用的工具,为此他时常忘记了吃饭,又经常睡不好觉,偶尔回到家里,正睡着觉,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也会一骨碌爬起来,拿起衣服就往外走。为此,厂里把他当成了宝贝,有任何问题都依靠他来解决。
由于年久失修,靳宝林家的房子已显得破烂不堪,四周的墙壁因天潮而鼓起了一层皮,墙角处的雨水印迹一层叠一层。一只25瓦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光亮。爱人秀珍在棉纺六厂工作,单位给他们分了一套房子,但是离电厂距离远,为了让他在出现故障时方便回单位“救火”,厂里给他在旁边的大庙里租了一间殿堂,用马车把家具都给拉了过去。
一趟、两趟、三趟……庆典那天晚上靳宝林来来回回地走着,细细地查看着每一个开关,发现有少油的,就赶紧补充。这个工作应该算是枯燥的,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但是靳宝林干得很认真,就像是在呵护自己的爱人。一个晚上,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发电车间里走了多少个来回,但是当曙光初现的时候,他知道,整个电厂安全稳定供电,保障了会场的光明。
“当时累坏了,不过心里算是踏实了。为此,后来我还被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记者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