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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设立了博雅学院进行“无专业精英”培养,该学院“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中山大学副校长表示,“博雅学院是一个卖点,借此推行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广州日报》
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
虽说通识教育与专业化教育,只是教育模式的不同选择,但其本质上,却是对“教育”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当前,我们盛行的专业化教育,是重在“教育”的“教”上,打个比方讲,专业化教育的培养思路,是工业化生产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专业知识相当于生产线上的模具,“教”给学生所谓的专业知识,就是给他们套上同一规格同一标准的模具,这些从生产流水线上走出来的学生是人才,更直白地说,他们是匠才与工具,而缺少想象力与创新意识,更别谈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了。
而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再打个比方说,通识教育是农业化的生产方式,它提供的是阳光、雨露、空气、土壤,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它提供的养料是多样化的。而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养料,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可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之所以要以“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为榜样,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而这正是通识教育的终极追求。因为,教育不是车间里的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同一样的思维。而是开发、挖掘出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因为通识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
(王海越)
“通识教育”不能流为“乌托邦”
尽管“闻道有先后”,但总归是“术业有专攻”。试图通过“无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来达到“精英”的程度本身就很不容易,要成为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就更是难上加难。而这也绝非读上几本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本的《诗经》之类,或者学习那些天书般的拉丁文就可以达到的。这就像提倡做亚里士多德般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提法固然是美好的,但往往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无法保证说的与做的不会“南辕北辙”。
而一旦“经典”的门类学得太多,学生又该如何应付?会不会成为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或许,这足以代表学生“兴趣广泛”,或者足以使他们“眼界开阔”,但这样的“兴趣”或“眼界”,总有些“东拼西凑”的意思。对于“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也许只能“徒有羡鱼情”,而难以达到“会当凌绝顶”的程度。
改变当前高校的教育局面,提出好的设想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流于“乌托邦”,或者说沉湎于自设的“美妙新世界”。如果是出于院系设置目的而变着名目一味“为创新而创新”,或者“为了改变而改变”,这就好像换一套马甲似的变幻术,实在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