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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
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
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
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
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
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
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
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
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
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
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