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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消息传来,中国航天界为这颗中国航天事业的巨星陨落倍感震惊与悲痛。
这位科学巨擘,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许多震惊中外的奇迹。在钱学森的人生长河中,镶嵌着一颗颗像宝石一样晶莹闪光的故事,本文用有限的篇幅带你走近这位“科学巨人”的传奇人生,让我们从中去感悟他那瑰丽多彩的伟大人生和闪闪发光的科学风范吧。
“亲爱的祖国,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
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学习。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在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让人大开眼界。
有一次,读博士的钱学森报告工作,有位闻名世界航空界的权威认为钱学森讲错了,对着他又拍桌子又瞪眼睛,斥责他胡闹,轰他走。钱学森耐着性子让老师发脾气。但这位科学家是崇尚真理的,把钱学森轰走后,静下来一想,觉得是自己不对。于是第二天跑到钱学森工作的房间,立正,还稍微带点鞠躬的样子,诚恳地对钱学森说:“昨天的事,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还有一次,钱学森参加学术讨论,讲完工作后,一个老头提了意见,钱学森一句话就顶回去了。老头坐下了。会后,导师对钱学森哈哈大笑:“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导师说,这是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又说,你那句话回答的好极了。
那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弥漫着创新的学风,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也十分活跃。据钱学森回忆,“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突变,一位名叫麦卡锡的参议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夫人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盯梢,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用中文写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当即把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
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走过罗湖口岸,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到达北京后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并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的措施。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对于钱学森,人们常常把他与导弹、火箭、航空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对科学大师而言,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是如影相随地常伴左右,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只不过鲜为人知而已。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因为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而他们的结婚“信物”——一架黑色三角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从美国到中国。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时,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时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思维敏捷地说。
“好哇,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温总理亲切地说。
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您讲的很重要。”温家宝频频点头,接过话茬儿,“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李四光先生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钱学森深有感触。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了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钱学森归国后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稿费,晚年还得到过几笔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都捐了出去。
1962年前后,他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补发的3000多元工资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
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他本人将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即使是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多,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但他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他的住房,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儿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这样他还可以晒晒太阳。钱学森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1991年,钱老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对于这一如此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问:“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你立刻通知报纸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
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对方表示尊重钱老的意见,但文章已经排好了版,不好撤下来。秘书向他说明情况后,钱老一听文章无法撤下来时便说:“像这样的文章都是在人死后才发表,我还没死呢,他们急什么?”于是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杂志社总编:“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把稿子撤下来。”
这就是钱学森,他那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展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