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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占成被天津村人尊称为“活字典”。记者探访马来西亚天津村就从探访这位老人开始。今年78岁的他是目前所剩不多的第三代天津村后裔。令人意外也深感遗憾的是，他已中风19年，左半身几乎瘫痪，行动严重受限！记者来到他家，隔着硕大的铁门看到老人正躺在屋内门旁的竹制躺椅上，正在阅读身边大堆的华文报纸。这就是老人多年来的生活状态，当他艰难地拄着拐杖挪到记者面前时，历史的记忆倾泻而出，准确而生动。
第一次回中国，一下飞机就趴在了北京机场的土地上
出生在亚庇的胡占成对中国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和向往，因为从他很小的时候，爷爷胡宝行就常给他讲天津人下南洋的故事，告诉他祖先的来历，告诉他祖籍国和祖籍地。因此他始终将中国称为“我们中国”，尽管他的国籍清晰地写着马来西亚。
胡占成最令人吃惊和敬佩的是，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几乎天津村发生的任何事，他都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讲出，而且包含事件中的时间、地点和人名，他也因此被天津村的人们尊称为“天津村活字典”。当记者告诉他，我们的《今晚报》社，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他马上笑了：“我去过，南开区有一个南开大学嘛。”
在所有讲述中，最令记者感动的是老人对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中国的经历。那是在1994年，天津村聂惠利组团去中国旅游，那时已经中风三年的胡占成和儿子商量，想借此机会去中国看病。其实他是怕家人不放心阻止他回到梦想中的中国。就这样，胡占成坐着轮椅，在儿子的陪同下，与天津村其他12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飞机从沙巴经文莱飞到北京。胡占成清晰地记得那是8月3日，从登机那一刻起，他的心就和飞机一起，起起伏伏，无法平静。谁也没有想到，飞机停稳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胡占成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上，双手搂着大地，亲吻着中国的土地！“我可回来了！我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说到这，老人已泣不成声，带着满口假牙的双唇剧烈地颤抖，整个面部肌肉抽搐，两行清泪再次涌出眼眶挂满面颊。房间顿时安静下来，记者的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淌……与远道而来的记者相见的欢欣此时完全被感动所覆盖，在场的所有人仿佛都陪着他回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回到了那让老人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这一次，好友聂惠利送给他一幅价值仅几块钱人民币的中国地图，胡占成如获至宝，一挂就是十几年，连搬家都没有丢弃。这时，我们才知道进门就看到的悬挂在他躺椅上方、已然发黄的中国地图的来历。
胡占成滔滔不绝地讲述着14天在北京、天津、沧州的游览经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些浑浊的眼眸不时放出孩童般的光彩……老人对故乡和祖籍的热爱、眷恋和痴迷令记者深深感撼并为之动容。“我们住在水晶宫饭店，开车的师傅叫老马，我称呼他马师傅。他开车走到了八里台立交桥，我一看，嘿，是南开大学。后来我们去了食品街吃狗不理包子，我看到工人们正在铺地砖。到了服装街，遇到一位姓张的老头，我63岁，他70岁，我称呼他张大哥。他说，‘你们今天来可幸运了，如果昨天来的话，水深过各楞盖(膝盖)，根本下不来车。我在这40年，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发这么大的水啊’”……在北京，胡占成去了四合院、故宫、吃了北京烤鸭。在沧州，大家住在了贵宾楼。胡占成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心里多么踏实！那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这次回中国留给胡占成最大的遗憾是，因为下大雨，原定去霸县的计划取消了，那里是胡占成的祖籍。听先辈们说，那里有一条河叫做牦牛河，因水流的声音像牦牛的叫声而得名，至今，胡占成仍念着那条河，盼望有朝一日可以再次踏上祖籍的土地，亲耳听听被爷爷和爸爸无数次描述的牦牛河水流过的声音。
苦辣酸甜咸，第三代后裔见证天津村变化
胡占成1932年出生在沙巴亚庇，作为天津村第三代后裔，是天津村承前启后的一代。从小跟着父辈吃尽了苦，经历了开荒辟地、抗日战争、重建家园、生活好转的过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生活有了转机，子孙过上了好日子。而胡占成更是经历了少年丧父、手足凋零、老年中风等多个人生悲剧，一生拼搏，充满坎坷。其实，听胡占成的故事，就好像在听天津村几代人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故事。
胡占成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母亲想要女儿，给他取名玉芳，他从此常常因为这个女人名字而受人取笑，直到上学，才由教会学校给取的英文名音译成现在的名字，至今，天津村的人还喜欢称他玉芳大哥。爷爷胡宝行常给他讲，1913年，爷爷39岁带着全家从霸县老家出来，登上南下的大船，当时随身的小包袱里仅有几件家用品，如瓷枕头、长烟袋杆、暖壶等。到了北婆罗州，全村人抽签分芭(即茅屋)，胡宝行抽到34号芭，一家人安顿了下来。靠着男丁每人每天三毛五的工钱，胡宝行养活着全家大小。当时，米和面全由英政府供给，可来自北方的人只会做面食，不会做米饭，经常把饭焖煳了。后来大家种出橡胶树，英政府就把每日的工钱给免了，让大家生活自给自足，可橡胶树长5年才能割胶，没有工钱的生活一下因为没了经济来源而艰苦起来。胡宝行只能带着几个儿子做官工，即在码头开山垫海，用人力挑泥沙和石头，半个子(5分钱)一挑，一挑200多斤，200挑才挣一块钱。当时的面粉是一袋两块八，大米一毛八分钱一斗，自己再在家里种点菜，维持着生计。后来橡树胶长大了，开始割胶，可是就更辛苦了，当时胶皮没价，根本挣不到什么钱，有时刚割完胶，一下雨就都给冲了，白辛苦一场。胡占成的父亲向英政府申请了一把猎枪，打些山猪、野兔，用野味给家里人打打牙祭，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把猎枪，让正当年的他在抗日战争中送了命。
如果之前这些经历都可以用辛酸来形容的话，9岁之后的胡占成遇到的则都是人间的最痛。日本侵占北婆罗州，刚刚念到小学三年级的他，愉快的学校生活被日军残酷地粉碎了，再也没有重来。12岁那年，父亲和表哥在神山游击队伏击日军成功后，因拿着猎枪巡逻保护村长，被便衣反攻的日军认出抓走，从此杳无音讯，后听说被日军杀害，在日军侵略的五年中，胡占成相继失去了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兄妹七人只剩了三人！日军撤离后，15岁的胡占成带着弟弟以割树胶、到码头扛货为生。
1959年，胡占成的大女儿出生，他也转到了马来西亚的货运公司工作，驾驶货车运货，直到1988年退休。30年里，胡占成走遍了沙巴州，一天跑300多公里送货，薪水从每月150元(马币)，涨到退休时的1千多元，养育了七个儿女。1980年后，生活开始好转，胡占成的人生才有了些许甜的滋味，他骄傲地告诉记者：“1984年以后，华北移民中下象棋没有人是我们父子的对手，冠亚季军我们都拿完了。”
可命运还是跟胡占成开了个玩笑，就在他担任天津村第五任村长的两年后，1991年，突然中风，他说这是他在日军侵略后遇到的第二次劫数。对生活充满了热爱的他，19年来因行动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他每天只能躺在房门边的竹制躺椅上，阅读大量的华文报纸，通过这些小小的窗口，了解华人世界，了解他热恋的中国。
痛恨日本侵略，50年找不到父亲尸骨终生遗憾
胡占成说，他有一个心愿无法了却将成为他此生的遗憾。那就是找到父亲和表哥的遗骨，将他们带回家人的身边。当年听说两人在丁吉兰地区遇害，胡占成发了疯地去找，一直找了50年，自己头发都白了，仍没有任何收获，直到中风，胡占成才不得不停止了寻找。每年的1月21日，是亚庇市的公祭日，祭奠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们，每年的这一天，胡占成都要去神山游击队烈士纪念碑献一束鲜花，烧一串纸，为没有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父亲和表哥，为那些牺牲的无名英雄们：“我的父亲叫胡凤祥，小名胡大宽，失踪的时候只有36岁，我表哥才19岁。”
痛恨日本侵略，思念早逝的父亲让胡占成非常激动，他放下手中的拐棍用他那只健康的右手打着拍子大声地给记者唱起了一首曾经在华北民间传唱的抗日小调《保家乡》，这首连他子孙都没听过的抗日小调，多年以后仍被胡占成一字不落地唱下来。他说这是第一、二代天津村先辈从老家霸县传过来的，越唱越有劲儿，没有谱子，没有录音，全靠口口相传：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北上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洋逞霸强，一心要把那中国亡，伊呀嘿
九一八，平地呀嘛起风浪，一月里领人马强占了我沈阳，杀地杀啊抢地抢老百姓遭了殃，东北四省被灭亡，伊呀嘿
卢沟桥，二次又动刀枪，抢占我黄河北，又占我扬子江，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哪个见了不心伤，伊呀嘿
……
小调勾起了老人对往事的回忆，越唱越激动，《松花江上》、《国歌》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这样一个年迈而且身患中风多年的老人，完整地一首首唱下来，此时，老人已然回到了60多年前，家破人亡的情景似乎历历在目，泪水再一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子孙成群生活无忧但还想回中国看看
随行的几位天津村人告诉记者，胡家现在已繁衍至第六代，可谓子孙满堂、安居乐业，可孩子们工作、学习都忙忙碌碌，谁能够有时间坐下来，听他讲述往事，讲述天津村的历史？已经融入马来文化的儿孙们又有几人能够理解他渴望落叶归根的心情呢？现在，最能令胡占成高兴的，就是有老朋友来看望他，同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心境，一个眼神都能够互相安慰，可惜这样的机会随着现代生活步伐的加快，大家居住距离的渐远和年华的老去，而越来越少了。
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4个多小时，时间已从早晨到了下午近两点，老人因为腿麻几次颤抖着站起来都险些摔倒，记者深切地感受了老人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我喜欢和你们说这些，尤其你们是从遥远的中国家乡专程而来，让我说一天都可以……”看着疲惫的老人，记者不忍心继续我们的采访，但更不忍和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告别。临别时，老人动情地告诉记者：“我想念中国，我还想回去看看，可是我已经老了，我都病成这样了，我还能有机会吗？！……”每当记者想起老人目送记者出门时的不舍都感慨万千。
这位跋涉了多半生，伤痕累累却依然乐观的老人，在他残弱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坚韧不拔、眷恋故土的赤子之心。我们真的希望，他能再回到中国，那时，我们一定带他好好看看家乡，更多地听他讲天津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