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自2月28日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纲要提到“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学校特别是大学行政化也即通俗所说的教育官本位，成为近年来公众疾首蹙额的难题，几乎所有人在论及教育的发展和症结时都不能绕过它，某种程度上，它几可被视为教育问题的渊薮。于是，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且不说发自草野的声音，即便是最高层也是念兹在兹。2月27日温家宝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在近日的发布会上透露的那样，温总理的这个教育思想，在很多次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了。

　　依据袁部长的说法，规划纲要中有关内容就是基于总理这一指示贯彻落实的考虑。而在袁部长的筹划中，清晰地显示着两步走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其实这也反证教育去行政化之“去”是一个过程，它必然将是个痛苦的嬗变过程。

　　一如公众理解的那样，在袁部长的眼中教育去行政化并不是说学校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剥离掉那些与教育本质和规律背离的行政化管理倾向。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也即不顾学校不同于一般行政单位的特点而简单奉行行政命令；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即俗说的衙门化，而衙门化的弊端必然表现为，管理教学一概以官为本位，以此为重，莫此为大。由此造成的“教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教”“教得好不如当个领导”还是好的，更甚则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如李约瑟的难题那样振聋发聩。

　　而袁部长在谈到政校分开时说，要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里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如何理解？“必不必要”由谁说了算？从袁部长的话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字眼：立法。如果说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可或缺的话，那也要依法行政，也就是建立刚性的制度，规范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事实上，类似的探索已在展开，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做客央视时就称，深圳有望成为全国首个为大学立法的城市，南方科大也将有类似举动确保教授治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而于刚性的制度之外，就是那个与大学去行政化常常相提并论的大学精神话题了，“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每每为人感慨系之。关于何为大师，自是众说纷纭，但有一条却是不容置疑的，即大师必须得耐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必是装着整个国家和世界的“仰望星空”的人，兼具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人。而这种精神的锤炼锻造更见大学之为大学的工夫。(宋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