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热炒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因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据3月7日《新京报》报道)

　　纪宝成代表亦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这说明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而仅在于取消范围上的“单独取消”。即：除了政府机关之外，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应该有行政级别，要取消大家都一起取消，如果只是先把高校的取消了，那就是“贬低教育”。

　　可是，知识精英汇集的高校，相比于其他同样有行政级别的企事业单位，难道不应该拥有更高的自视眼界和对社会的公共责任感吗？既然明知是一个无论对学校自身发展还是对整个教育大计都非常有害的糟糕制度，就应该有带头破除的勇气和担当，怎能因为别人都这样所以自己也必须这样，否则在“社会地位”就要吃亏，就是对教育的“贬低”？

　　所谓“单独取消”，换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带头取消”。要富裕就得允许“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要取消一个体制顽疾，同样得有一部分人先站出来带头实践，然后以实际成效告诉后来者。公众对大学是有很高期望的，在改变官本位体制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上，成为取消行政级别的“带头人”，大学应该感到当仁不让；而不应该自视太低，与一般企事业单位在“公平”问题上扯皮不尽。(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