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在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持刀砍杀13名学生的犯罪嫌疑人25日被送到福州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细心市民发现保护3名小学生的清洁工刘瑞英不在公布的见义勇为名单中。据悉，认定见义勇为名单是根据当时监控录像落实，“刘瑞英没有出现在监控录像上”(3月27日《信息时报》)。

　　有不少市民证明刘瑞英救孩子的事情，刘瑞英左脸上还有保护3名小孩时留下的伤疤，应该足以证明刘瑞英的见义勇为。虽然如刘瑞英所说，现在政府主要是处理死者家属事情，没来得及核实，她本人能够理解，我们也应该理解，但是“刘瑞英没有出现在监控录像上”这个理由却让人不能接受。监控录像确实能够更立体、一五一十地反映事件的原貌，但监控的范围毕竟有限，那就不能说什么事情都拿监控录像说话；然而现在的很多事情，我们好像患上了监控录像依赖症。

　　比如曾发生过的家长指控某官员猥亵女孩事件，警方一直以“监控死角”为由，称没有证据，无法认定。更多的悬案还是“死在看守所”的死法问题，都因为“监控故障”、“录像缺失”，疑犯究竟如何而死，最终都成了一个个谜团。

　　那么，监控尚未出现的年代里，各种事件都是如何调查确认，如何破案的呢？当然没有现在依靠监控录像认定得更有效率、更准确，更能经得起检验，但毕竟说明不是离开了监控录像，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依靠现代技术手段是必要的，但是“依靠”不能变成“依赖”，一是监控永远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角落，二是技术永远不能取代人脑，所以“依赖思维”还是越少越好。

　　放到刘瑞英见义勇为这件事上，直接间接可以证实的要素都有，如果就因为“没有出现在监控录像上”，最后也成了悬案，那是不是有点“不可理喻”？

　　但愿如刘瑞英所说，现在的情况是“没来得及核实”；最终的结果，不管是否能够被确认为见义勇为，官方都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而不是一句“没有出现在监控录像上”，就把她和公众给打发了。(文/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