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中科院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全体院士大会上表示：坚决反对院士兼职过多、徒挂虚名和领取不当报酬，警惕道德失范。(6月7日新华网)

　　院士兼职、挂名和代言，若无关学术，且是为了循己私利，则有不务正业之嫌。它实质上，就是消费逻辑对学术的侵袭，利益至上的考量挤占了职业道德。

　　不难想象，当院士兼职泛滥时，院士头衔的学术价值在渐趋消解，形象也在自毁，最终势必祸及知识产品的可信度。而在权威崇拜的土壤里，“专家推荐”的营销符号可能会误导民众，损害公众利益。正因这些负面效应，“院士兼职”倍遭诟病。

　　中科院干部表态“反对院士兼职过多”，就是着眼于重申规范，起到现实纠偏之用。给院士乱评审、瞎指点，及出席礼仪性、庆典性活动“设限”，确能规避某些院士尸位素餐、见利越轨的行径，尊崇学术尊严，注重人格建设，令他们“有知有节，立范于世”。

　　但慷慨表态之下，仍有含糊其辞之处：何为“兼职过多”？“不当报酬”有明晰的标准吗？反对之后，又有怎样的问责措施，确保有规必依？概念界定的语焉不详，辅助条规的稀缺，使得禁令软如棉花，威慑力大减。

　　“兼无关之职”，就是食民之禄者的渎职，这也是禁止官员经商的逻辑因由。院士本职就在钻研科学，致力于学术进步；频频露面于商业、政治活动场所，沾染浮躁之气，无异怠于职守，“对不起纳税人的钱”。所以院士兼职，过不在“多”而在“滥”，只要是投机式兼职，哪怕一份两份，都应坚决反对。若允许院士们“酌情适量兼职”，则是开了个小口子，给了其“合法徇私”的空间，这样，一样无益于他们“全力事科研”。而“不当报酬”，也显得语义暧昧，形同于“解释权归自身所有”。

　　再者，将作风建设寄望于“道德自律”，惩治乏力，不免失之理想化。“头顶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与尊严虽是软性约束，却有时刹不住“逐利之心”的信马由缰。要严禁院士滥兼职，就不能在问责制度建设上“温情脉脉”，而应遵从“总统是靠不住的”原则，像治学术腐败那样，“零容忍”“严惩治”，让院士“走穴”背负巨大的成本。

　　设限明晰化，标准具体化，“反对院士滥兼职”才能在有规可循中，不至虚妄。学术界疏离名利场，院士向务实求真回归，科学的外衣才会剥落“功利化”污渍。

　　学术的田野，需要心无旁骛的垦荒者，去精心开荒、收割“知识”麦子。当求知者少了利欲，追寻的方不是“稻粱谋”或“登龙术”，而是真知。 (作者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