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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留下“遗嘱”
1936年1月莫斯科《真理报》上刊登了蒋经国的《献给母亲的信》,信中对蒋介石极尽谴责,斥其为中国人民的仇敌,也是蒋经国本人的仇敌,表明要与其父蒋介石划清界限。(据蒋经国回国后申明,此信是陈绍禹也就是王明逼他写的。)此信引起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不少人猜测蒋介石看到亲生儿子的这封“大逆不道”的信后,必然怒不可遏。那么蒋介石看到信后究竟反应如何?他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记述:“近日身体虽劳而心神甚乐,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得经儿在莫斯科报上致其母函,诋毁其父之消息,疑信未定,而中心为之一慰。”(《日记》,1936年2月14日)此处的文字表述相当平和,无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当他看到以儿子的名义公开发表的信后,首先表现的不是愤怒和不满,而是对此信“诋毁其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继之,则有“心为之一慰”之感。此信如此“大逆不道”,他却还感到安慰。让他心之所慰的到底是什么?此处虽未明言,却并不难揣测。当时国内关于蒋经国已在苏联被捕的谣言四起(王明正是以国内有谣传,要求蒋经国写封公开信,向家人报平安),令蒋介石更担心经国的安危,而读到有经国亲笔署名的信,至少证明他暂无性命之忧。这封信让蒋介石看到了最希望得到的信息,即确认蒋经国的平安。至于内容如何,反倒不是他最看重的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被扣,在生死未卜之际,他分别给宋美龄、蒋经国与蒋纬国各留下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
(《日记》,1938年12月13日)
细读两份遗嘱,蒋在生死关头确实动了感情。除了夫妻情、父子情外,他最惦念的是死后宋美龄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关系。宋美龄只比蒋经国大11岁,蒋宋结婚时,蒋经国已在苏联,且曾公开谴责过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遗嘱中并坦言自己对经国的思想与现状并不了解:“其近日性情如何,兄(蒋介石自称——引者)固不得而知。”故蒋在遗嘱中既要宋美龄对两个儿子“至爱视如己出”,又要儿子们“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用心可谓良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仅使中国局势为之大变,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中苏关系大为改善,也为蒋介石父子团聚创造了条件。1937年3月,蒋经国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