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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道131号
乐氏旧居
特点:建于1938年,由天津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雍惠民设计。砖混结构3层楼房,现代风格,楼房22间,平房10间,窨子2间,共计34间。该房现为公产,曾由天津医学图书馆使用。1937年该房面积为808.72平方米,后经连续两次扩建,现面积为2029.99平方米,为办公用房。
乐达仁
(1877-1934),浙江宁波慈水镇人,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十二代子孙,天津达仁堂创始人。
乐肇基
(1902-1972)达仁堂药店经理乐达仁的侄子,曾就读于新学书院,后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21年乐肇基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化学,毕业后入达仁堂药店担任副经理。1925年赴欧洲考察制药工业,乐达仁去世后,乐肇基继任达仁堂药店经理,至1962年退休。
成都道131号,最近一直在施工,小楼外面被加了“罩子”,掩盖住了建筑原本的模样。资料记载,这所楼原本由乐肇基、乐松生、乐锜、乐钊、乐倩文五人共有。而这五个人,正是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十三代,乐家第四房的继承人。乐氏家族在天津并非只有这一处房产,但由于成都道131号这一处保护得最好,因此一直将这所房子看做是乐氏旧居。
一部《大宅门》让很多观众了解了同仁堂和“白景琦”,而很多报道甚至误认为“白景琦”的原型就是创建达仁堂的乐达仁。事实上,“白景琦”的原型不是乐达仁,而是他的四哥乐敬宇。
乐达仁的确出身北京同仁堂,但与乐敬宇不在“同一房”,他们只是堂兄弟,因此两人的经历故事截然不同。
乐达仁创建达仁堂
乐达仁创建达仁堂的故事,在很多书籍资料上都有详细记载。但在乐氏后人们的回忆中,乐达仁创办达仁堂,不仅仅基于他特殊的经营天赋,更与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改革魄力有着必然联系。
北京同仁堂到乐氏第十代的乐平泉这一代最为兴盛。乐平泉有四子,名孟繁、仲繁、叔繁、季繁,称为四大房。乐平泉逝世后,妻子许叶芬主持家事铺事达20余年,一切都亲自操作。在她主持下,四大房都能相安无事。其间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同仁堂仍在继续巩固和发展。
乐氏后人回忆,当年的大房和四房比较善于接受先进思想,这两房兄弟最谈得来,但也是斗争最尖锐的;二房没什么特点;三房则是最封建保守的。其中四房的乐季繁有四个儿子,长子乐达仁,即乐氏第十二代的七爷;次子乐达义,后人称之为十爷;三子乐达明,即十三爷;四子乐达德,即十六爷。
乐季繁去世以后,乐达仁作为第四房长子,团结全家人,共同创办达仁堂。乐达仁1912年创办上海达仁堂的第一笔资金,就是父亲的遗产和兄弟四人各家的积蓄,包括女眷们的金银首饰。上海达仁堂一开始不赚钱,在青岛办的第二间达仁堂,也不赚钱,乐达仁愁眉不展,内心焦虑,曾徘徊在黄浦江畔,有心跳下去,一死了之。协助乐达仁在上海创业的同仁堂查柜陈子明苦苦相劝,乐达仁才打消了跳江的念头。三个兄弟听说以后,掩面而泣。他们坚决地表示:“大哥为咱家不辞劳苦,艰难创业,倘若不成功,我们也绝不能埋怨他。”后来乐达仁到汉口办达仁堂在外埠的第三个分号,形势略有好转,等到天津达仁堂开张以后,达仁堂终于兴旺起来。
在20世纪初,出身于中药世家的乐达仁就对中医药早有忧患意识。乐氏后人回忆:“七大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倘不改革,中药顶多存在20年!’”乐达仁要求他的子侄和达仁堂所有的年轻职工,都要学习英语,以便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医药的最新发展。他又让侄子乐肇基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深造,并赴欧洲考察制药工业。一个世纪前,乐达仁就认识到,改进中药要走中药西制的路子,还要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中药作坊。
乐达仁在天津的旧居为台湾路13号,1934年,因心脏病发,病逝于家中,享年58岁。
不爱说话的乐肇基
乐达仁去世之后,继任总经理的是十三爷乐达明的独子乐肇基。
乐达明在乐氏的四房里,以“爱玩”出名,外号“乐十三”,喜欢唱京戏,对于本家的业务并不是特别关心。然而他的长子乐肇基却特别受到乐达仁器重,12岁的时候就被带到天津,跟随乐达仁生活、学习。
曾任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党委书记的杨国萱撰文记述,乐肇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经常整日不发一言,让人难以接近,而实际上他心地善良,律己严,待人宽,办事果断,极有主见。他在乐达仁身边生活、学习了20年,其中有10年时间协助乐达仁管理企业,他从乐达仁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乐家子弟中数他最有资格成为乐达仁衣钵的继承人。
乐肇基对执行规章制度极为认真。他认为企业竞争,有如商战,没有严明纪律的企业,难以在搏杀中取胜。军中无戏言,言必信,行必果。他的办法是,铺规既定,违者必纠,言出而法随。天津达仁堂至今保存着一本《言出法随录》,记载着乐肇基治理达仁堂时期的重要事项。“1943年2月14日。查津南两号各卖药人,对于顾客态度不和,有时并极强横,早已著名津埠,实属有违铺规。以后各卖药人,应付交易务持和蔼态度,如再有强横行为,即由当场查柜负责报告公事房。苟有意隐瞒,事后查出,查柜与卖药人应受同样处分。”
从1934年乐达仁去世,到1955年公私合营,乐肇基治理达仁堂21年。这21年,达仁堂经历了日本侵略、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达仁堂在乐肇基的领导下,始终占据国药业的重要位置。
乐氏四房的后人们
据乐氏后人回忆,乐氏第四房的四个兄弟中,只有乐达仁在天津管理达仁堂,其余三位兄弟仍然在北平参与老号的管理。但乐达仁把达仁堂赚的钱,每年都是平分四份,兄弟四人各得其一,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子女都对乐达仁十分尊敬。上世纪30年代,乐达仁兄弟四人的子女都长大了。老大是十三爷乐达明的独子乐肇基,老二是十爷乐达义的独子乐松生,老三是乐达仁的长子乐钊,老四是乐达仁的次子乐锜,老五是乐达仁老兄弟乐达德的独子乐锴。兄弟四人商定,达仁堂制药厂及在各地的达仁堂药铺,将来由五个子侄继承。后来乐锴早殇,乐锴的继承权转给他姐姐乐倩文。因此在成都道131号的这所房产所有人姓名上,恰好是乐肇基、乐松生、乐锜、乐钊、乐倩文五个人。
乐达仁生前,在晚辈中,对乐肇基和乐松生两人最疼爱,甚至超过了亲生儿子乐钊。乐达仁去世后,乐松生兼顾平津两地业务。一九四八年,接任同仁堂经理。一九四九年其父去世后,成为同仁堂重要股东及主要负责人,先后被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
“文革”期间,乐肇基和乐松生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女目前都居住在国外。乐达仁的次子乐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移居美国,曾任美国休士航空制造公司电子工程师、电脑管理部经理。乐达仁的长子乐钊,一直在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工作直到退休。专家支持金彭育本版撰文记者马樱健摄影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