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5年前，面对佘祥林案，有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痛心疾首地指出，佘祥林案是司法界的耻辱。言犹在耳。5年后，河南省商丘市政法委书记王建民在总结赵作海案的时候，说出几近雷同的话。

　　错案为何会一再上演，在“河南版佘祥林”露出水面的今天，是否还隐匿着更多的“佘祥林”和“赵作海”？对于这些潜在的冤错案件，该如何对待？记者就此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贾宇和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利峰。

要在命案上下大工夫，但不能说必破

　　记者：佘祥林、郝金安、赵作海一类的冤案层出不穷，是什么导致的？

　　贾宇：这类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也是出现冤案的核心所在，就是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背后暗含着其他东西。一个是我们办案能力的传统、陈旧。大家认为，只要别出冤假错案，坏人被打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当他受刑时，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分不清楚的。也恰恰因为刑讯逼供，可能把好人认定成坏人。

　　另外有两个制度上的问题，一是公安机关的命案必破。我们可以说，要在命案上下工夫，下大工夫，但不能说必破。

　　二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尽管有的口供是非法取得的，司法机关仍然采纳。尽管宪法有明文规定，上面也三令五申不准刑讯逼供，但刑讯逼供可能给办案机关带来的负面效果，比起破不了案带来的负面效果要小得多。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如果不刑讯逼供，那案子干脆破不了，乌纱帽就得被人拿走了。

　　孟利峰：你看云南的杜培武案，在法庭上把血衣都拿出来了，明显是刑讯逼供。但别人认为你已经承认你杀人了，那就一定是你杀的。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再比如我们前几天在四川办的一个案子，当事人说，孟律师你想想，他们打了我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最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爱写什么写什么，我把字签了，你们让我睡会儿觉。我总得先活下去啊，然后指望着到法庭上再把这些说出来。但到了法庭上，法庭还是那种传统的模式——我不管你说什么，反正你自己已经承认了，那你就是有罪。

　　记者：对于这些可能存在的冤错案件应该怎么办？总不能坐等“被害人复活”或是真凶出现吧？

　　孟利峰：过去的案子有些可能正在申诉，包括我们律所也接到很多这样的案子。但你知道，这样的案子申诉是很困难的，我们希望对这些有疑点的案子，从司法部门来说，主动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检查。要勇于面对这个事情，不要再等“亡者归来”了。

　　贾宇：实际上，已经处理完的案件，也只能像中六合彩一样看出现个什么情况。要做的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发生这种冤错案件，不要再屈打成招。公检法机关能够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同时互相监督。我们现在是合作多，监督少，或者是只合作，不监督，甚至联合办案，从一上手抓人就公检法在一起，那怎么监督呢？实际很难想出什么办法把以前的那些冰山都挖出来，一些冤案冤沉海底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司法机关也没有那个能力和精力，现行的案件都处理不完。更多的精力我想只能是放在现在，放在未来。从现在开始，尽可能地防止聂树斌、佘祥林这类案子发生。

把人的“尊严”提出来讲就是一大进步

　　记者：目前暴露出来的冤错案件很多是10年前发生的，这是否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司法理念有关？

　　贾宇：那当然。在严打过程中，实行运动式的执法。甚至在严打之初，还分指标地杀一批，关一批。为什么死刑的复核权最高法院要收回去，就是因为下放到省上以后死刑标准执行不严，不平衡，另外还有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省一级法院撑不住地方压力。死刑复核权收回之后，判死刑的数量大幅度下降。现在大幅度下降，就说明以前是存在问题的。

　　记者：这十几年来，我国的司法理念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进步，又存在哪些不足？

　　贾宇：最大的进步应当说是关于保护人权的观念，从整个国家决策层到平民，关于人的尊严、人的生命权这些理念大幅度提升。大家开始意识到，罪犯的人权也是人权。我们把罪犯不当人的时候，守法公民的人权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两会”期间把人的“尊严”提出来讲就是一大进步。

　　二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大幅度提升。以前我们在司法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实体正义，对于程序正义讲得不多。这几年关于用程序正义来保证实体正义，这个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认识到没有程序的保障，实体正义很难实现。

　　三是司法队伍素质大幅度提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种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对于司法、对于死刑案件的办理，都会发生积极作用。

　　遗憾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是不是真正树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理念，真正树立了依法行政的理念，真正信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对这一点我表示很大的担心。你看赵作海案子，如果依法办事的话，检察机关不起诉，这个案子就办不下去，公安机关只能放人。结果地方有关部门干预，要协调，要干预，把大家叫到一起，你起诉，他审判，破坏了法律原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满脑子人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