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站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艾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是有名的艾滋病“重灾区”。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艾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艾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有关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艾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艾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艾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广为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过血？”在得到没有献过血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刷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照这个算法，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头牛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思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夹在铺盖中间。在以后漫长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在车上，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在大喝：“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这是在遥远偏僻的乡下，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的吱吱响，硌得人浑身疼痛；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除了白菜萝卜，还是白菜萝卜，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而现在，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