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参加省属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在陕西省人事考试中心任职的父亲却没有按规定回避，昨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省人社厅对招聘考务工作中违反人事考试纪律相关人进行了处理(7月24日《华商报》)。

　　未回避的“老爸考官”裴锐受到了党内及行政警告处分，行政处分的依据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三章第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五)违反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后果的。而官方调查称，虽不能认定裴锐之子成绩第一有“老爸考官”助子因素，但裴锐未回避的事实已严重影响了人事考试部门的公信力和政府形象。这就是说，不论此前还是今后，所谓“公开考试录取”这类事情，都很难让人们信服它的公正——谁知道我们发现不了、内部也不制止的不回避有多少呢？这么说的话，这位“老爸考官”的违纪情节和造成的后果应该不是一般的严重，而组织上给他的处分显然是挑了最轻的。

　　当然，处分毕竟是处分，对受处分者来说意味着代价；对后来者来说则是一种警示。然而，如果收益预期是大于成本与风险的，后者往往可能被忽略。即使预期未能实现，并付出了成本，这种风险也往往被认为是处于合理或可控区间的，也就是说，这种风险是值得一冒的，付出的成本是值的。

　　如果上述道理成立，那么我们来帮这位“老爸考官”，以及其他类似的“老爸老妈们”搞一个“违纪助子”方面的“成本核算”。收益预期：不回避也好，其他运作方式也好，如果不被发现，那么子女拿到一个铁饭碗；在就业难、铁饭碗牛的背景下，对一个家庭和父母来说，当属功德无量的丰功伟绩，收益之高无法具体计算。而且“老爸考官”的露馅纯属偶然。再说风险预期：一旦遭遇偶然而失手，应付成本或利益损失为“警告处分”；但“处分”经过一段时间即解除，解除后便不再影响任何利益。而且，失手的几率基本和自然灾害出现的频率差不多——N年一遇。

　　这个“成本核算”比较简单，既无需会计师，也无需经济师；而“成本核算”之后，理性经济人一般会作何决策，答案是明摆着的。“拼爹”游戏越来越流行，以至于有“拼爹时代”的说法，就因为人人都会搞“成本核算”。

　　文/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