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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路生甡里
李汉元旧居
特点:生甡里有3个出口,分别通成都道、桂林路和重庆道。该房建于1937年,占地8.9亩,共有西式普通公寓楼8幢。建筑系砖木结构,主体2层、局部3层,错落平屋顶。外檐硫缸砖清水墙,前有半封闭矮墙,门楣设雨厦,背面两翼墙体凸出。前后有小院,结构合理,布局紧凑,疏密有致。
李汉元:湖北南漳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从1929年起,李汉元就在天津警察局任职。先后在天津警察局任特务处主任、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1945年至1949年任天津警察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迁居辽宁省沈阳市,曾任沈阳市政协常委。
生甡里这处住宅我们在介绍重庆道时已专篇讲述过。在那篇故事里,生甡里的主人张澜生曾介绍过这处里弄式住宅的修建及得名。因为是公寓式住宅,生甡里当时曾有很多社会名流在此租住,其中的20号就曾住过当时的天津警察局局长李汉元。
凡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在天津居住过的人,大概对李汉元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自抗战结束后直至天津解放,李汉元作为天津警察局局长在津城可谓无人不晓,据说当时他在天津是一跺脚连地上也会颤三颤的人物。在天津的历史上和天津人民的记忆中,李汉元并不是一位正面人物。因为作为旧社会的警察局长,特别是作为腐朽的国民党警察局中的一员,李汉元在天津为官期间少不了要飞扬跋扈、做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不过,纵观这位“局长大人”的一生,他并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绝顶坏人,在天津期间,他还是做过一些客观上于国于民比较有益的事。新中国成立后,李汉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思想发生了转变,不但能正确看待他自己的一生,晚年也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因此,这个有功也有过的警察局长,也是住在天津小洋楼里极有故事的一个人。
护宝功臣的幕后支持者
在成都道永定里胡仲文一篇中,我们曾详细讲述过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天津的“保护金编钟”一事。这个事件中,当时居住在天津的两位金融界人士陈亦侯、胡仲文历经9年,千难万险才将国宝最后完整交还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意外,金编钟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也多亏一些人的幕后支持,李汉元就是其中一位。
1945年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栋小楼里策划恢复重建天津的特务组织,一向嗅觉灵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陈亦侯对金编钟之事严词以对,戴笠无功而返。第二年,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此时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金编钟是敌产。这一次戴笠将此信交给了时任天津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于是,李汉元有一天就拿着这封信找到陈亦侯,他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亦侯打开信一看,是戴笠责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的密令。陈亦侯拿着这封信问李汉元:“这事你知道,你说怎么办?”李汉元拿着信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说完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接着,李汉元说,“戴老板那儿我交差。”
身为国民党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为何会如此大胆烧戴笠的信?陈亦侯的儿子陈骧龙回忆:“抗战期间,李汉元虽然是国民党军统的,但是他抗日。日本人来了以后,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目标太大,你躲到我这儿,早晚要暴露。我想办法把你送走吧。就这样,我父亲用银行职员的名义,买了张飞机票,把李汉元送到天津张贵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法国人开的,工作人员都是越南人,也没人查。李汉元就这么上了飞机,经上海到香港去。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用洋面口袋,装了两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抗战胜利后,李汉元到我们家还我父亲钱。我父亲坚决不要,说:‘你要这样,就别进我的门。’可以说,他们俩是莫逆之交。”
因为陈亦侯对李汉元有救命之恩,于是,在这次护宝的过程中,李汉元自然不会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就这样,金编钟得以继续安全的留在世上,直到1949年重回人民手中。
解放天津时维城交枪
红色资本家李烛尘在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为保护天津城,曾四处奔走,呼吁和平解放天津。终于,在他的劝说下,警察局长李汉元同意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率领警察维护治安,保护人民财产。直到最后把天津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完整地交给了新政府。这个过程中,李汉元亦正亦邪的性格得以体现,也让他原本并不光彩的警察局局长生涯,有了很光鲜的,并值得历史记载的一笔。
著名作家周骥良曾对此事有过记述。1949年末的一天,李烛尘来到警察局,想劝说李汉元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天津。李汉元和李烛尘也是多年老相识了,就说“如果要求国军撤出天津,不就等于一枪不响,请共产党进城吗?请李烛老三思”。李烛尘哈哈大笑,说:“还用他们混进来吗?他们已经派代表来见我了。争取和平解放天津,老百姓保住了生命,我们工商界保住了企业,你们也保住了前程,为什么不顺应大势呢?”李汉元不敢答话,只是低下头去。
头脑灵活的李汉元,稍后又去找了李烛尘。他说天津的仓库里还存有一批联合救济总署的面粉,攻城之战打响,外面的粮食进不来,这批面粉势必被部队征用。不如现在发给警察每人两袋,使他们安心上岗,免去家庭后顾之忧。经过请示,这件事批准了。周骥良记述,别小看这段插曲,确实起了大作用,天津在战火中,没有一名警察离岗,也没发生一起哄抢事件。李汉元1949年1月14日下午3时,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共200人;5时,下令解除全部警官的武装;6时,下令各分局局长和保安警察大队长,维持治安,防止破坏和抢劫;8时,他主动向进入警察局的我军官兵交出护身手枪。天津顺利解放。
“战犯”李汉元的
新生活
天津解放后,由于李汉元此前的身份,他按照国民党地方战犯,被送往了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做过有利于天津解放的事,经李烛尘等人作证,李汉元受到起义人员的待遇。后来,他到沈阳与儿女团聚,并近百岁的高龄终老。
上世纪八十年代,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方兆麟曾专门赴长春拜会已九十高龄的李汉元。据方兆麟后来回忆,闲谈中谈到个人生活时,李汉元说:“我现在生活很好,虽然我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几年,但我非常感谢共产党,是共产党把我保护起来了,我才能活到现在,不然我可能早就没命了。”李汉元说他是“文革”前被特赦出来的,不久“文革”开始,社会上很乱,管理所的同志来找他,让他回管理所住。这样,他又回到了管理所。他说:“这次我就像进了大冰箱,把我冷冻起来了,不与外界接触,‘文革’过去我才出来,使我免遭‘文革’之苦,不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共产党。”在方兆麟即将告辞时,李汉元说:“我很想念天津,但我又愧对天津父老。如果天津有人问起我,就告诉他们我现在生活很好。”
李汉元去世时还是沈阳政协常委,他最终以一个光荣的社会角色,为漫长而复杂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苏莉鹏摄影姚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