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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正定,千年古县,土肥水美,向来粮棉高产,曾经是我国北方第一个过“江”县,粮食亩产超过八百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却为一次“拔瓜”事件蒙羞。1979年8月北京钓鱼台《歌德与缺德》座谈会上,“拔瓜”与“歌德”相提并论,当作河北省政策保守的例证。31年后,我来此地开会,出于职业原因,想对当事人采访,又怕人家不来。结果出人意料,对方答应得很爽快,如约而至。
来人时任公社书记,被认为“拔瓜”事件的主角。此人姓武名实,形象与名字一样雄劲,年近古稀而腰板挺直,一脸红润,二目有神,硬朗得像田野上一棵老枣树。对面而坐,我这里揭人疮疤,于心不忍,忐忑不安。他那里回顾往事,从容自若,谈笑风生。原来在武实眼中,所谓“拔瓜”事件,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嗤之以鼻。
1979年麦收刚过,武实带领公社一班人检查夏种夏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思想解放,释放出压抑已久的积极性,田野上一片欣欣向荣。走到一块方田,他们停住了脚步,情况有些不对。两垅棉田夹一垅瓜秧,说不清这六七亩地是棉田还是瓜田。那时提倡科学种田,间作套种。如果小麦玉米间作,可以争取时间,“把天种长,把地种宽”。但是棉花和西瓜在一起犯克,这是常识。此时正是蚜虫、棉蛉为害高峰期,五天打一次农药,1605、3915都是剧毒。而此时瓜秧正在开花坐瓜,农药杀死蚜虫,同时也会积存在瓜内。将来毒瓜上市,必然酿成大祸。还有一层道理,棉花地除草务尽,不让草苗争肥。而瓜田必须有草,草长高了为瓜遮阴,避免太阳直晒,西瓜才能长好。
棉与瓜势不两立,必须拔一个留一个。事不宜迟,武实找来村干部,晓以利害。还特别叮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问题交给群众,发扬民主,拔瓜还是拔(棉)花,干部别表态,社员民主决定。社员大会上,生产队长说现在科学种田,我年轻,经验少,头脑一热,想套种西瓜,弄点钱花,盘子外边找菜吃。这样下去,就是损人利己。有的社员就念毛主席语录: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大一会儿举手表决,达成一致意见:拔了瓜,留下(棉)花。
可是事情传出去就走了样,突出拔瓜了。北方一家媒体捕风捉影,一个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真的拔瓜了,这还了得,侵犯农民自主权,抓住就不松手。不久“拔瓜”事件见诸报端,放在重要位置,上纲到路线问题,其它媒体也一窝蜂跟进,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武实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被人口诛笔伐。那位记者又来到农科所,动员他们参加到批判的行列。农科所说武实他们没有错,瓜就是该拔,不写。武实自己写了反驳文章,媒体压着不发。
此事惊动了作家杨润身,专程从平山来到这里。他想的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好像农民不会种地了,领导干部坐在城市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催耕催种,每亩地下几斤麦种,栽多少棵山药秧,都包办代替了。农业学大寨,“要过江,种高粱”,不管农民爱不爱吃。命令风,瞎指挥要不得。他也想在这方面做点文章。可是实地调查,猴吃麻花满拧。登门上户,田间地头,深入了解,没有一个社员赞同媒体的观点,谁是谁非,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瓜就是应该拔,不拔就可能毒死人。最后他找到武实,来前想好的批评改为安慰:你没错,社员也没有错。应该放下偏见,尊重事实,错的改正,对的坚持,这才是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
杨润身的话给武实吃了定心丸,把劈头盖脸的批评当作耳旁风。不管风吹浪打,一如既往地挺着腰板,奔走在田间地头。县委、地委了解他,支持他,不为闲言碎语所动,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那位记者不服气,还要找茬儿算账。直到第二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明确指示,棉花地里不许套种西瓜,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