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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15日清晨,中国,天津港。那一天,港湾里风和日丽,正逢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一艘外轮正在缓缓进港,一名东方面孔的男子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港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仿佛凝固成了一尊雕像,内心却如波涛一样汹涌,“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从那时起到今天,时间已经走过了55年。
这个人就是杨庆宝,天津市公安医院原副院长,内科主任医师。55年来,怀着赤子之心回到祖国的他,以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无数患者,以高尚的医德赢得了交口赞誉,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时至今日,年近九旬的他依然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
归国,他是治病救人的“神医”
杨庆宝1921年生于辽宁海城,幼年时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慧和好学。1939年,他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机会,通过刻苦学习,在日本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并通过严格的考试,获得了行医许可证。
在日本期间,杨庆宝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自己的故乡,没有一天不想早日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心情更加迫切。1955年1月,杨庆宝终于收到了批准他回国的通知书。那一刻,他分明听到了来自祖国的召唤。后来,他曾在一份简短的自述中描述了回国的过程:“1955年2月5日,离开秋田。6日到京都,与大学教授告别。7日去京都府,到达舞鹤港。9日上船,14日晚抵达天津港。”寥寥数语,流露出他回国的迫切心情。
和杨庆宝一起回国的,都是学有所长、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生活的爱国侨胞。他们的归来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有关方面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妥善安置,并按照个人专长和意愿安排了工作。
杨庆宝的愿望只有一个: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归侨的具体安置工作。当时,市公安局所属的天津市公安医院正在快速发展阶段,病床达到150张,亟需大量有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更需要具有专长的医学专家。就这样,杨庆宝和同船返回的两名同学一同走进了公安医院。
此时的杨庆宝三十多岁,正值盛年,处于人生的最佳状态。他像是一艘开足了马力的快艇,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医疗工作中。
走进医院的病房,老旧的病床、简陋的设备,这里的医疗条件比杨庆宝想像的还要落后。条件虽然艰苦,但他看到,所有医护人员都充满热情和干劲,有条不紊地干着各自的工作。
在医院里,杨庆宝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同时,人们也用审慎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医生。
接连发生的两件事,让人们对这位为人低调的杨大夫刮目相看。
一天,杨庆宝从门诊到内科病房去,走到注射室门口,听到里面一阵嘈杂,伴着慌乱的脚步声,还有人急切地发问:“你怎么了?怎么了?”他赶紧走了进去,见一位青年妇女昏倒在地,护士手里还拿着刚刚注射过的针管。
“注射的什么药?”
“维生素B1。”
一问一答之间,杨庆宝已动作娴熟地检查了病人的生命体征,发现病人处于休克状态,情况危急。虽然临床上对维生素B1针剂过敏的情况很罕见,但杨庆宝果断判定病人是过敏性休克,立即下达了简洁明了的口头医嘱。时间就是生命,经过几分钟的急救,病人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正常。
在注射室发生的这件事很快不胫而走,全院的医护人员开始重新认识这位遇事镇定、医术精湛的杨医生。
不久之后,杨庆宝再次以自己的医术赢得了人们的钦佩。这天,一名中年男子来看门诊,说胸口不舒服,憋气。杨庆宝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结果正常。中年男子说,既然没事,我就回去了,还要工作呢。说完,风风火火地就要走。杨庆宝赶忙拦住他,温和地说:“你在这里稍微坐一会儿,我再仔细给你检查一下。你不用紧张。”然而心急的男子趁杨庆宝写病历的工夫,径自走出了诊室。杨庆宝发现后赶紧让护士去追。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杨庆宝的判断:那名男子还没走到医院门口,就突然昏厥,被杨庆宝派来追赶的护士一把扶住……
原来,虽然病人的心电图显示正常,但杨庆宝通过详细问诊,怀疑病人很可能突发心肌梗塞。正是凭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杨庆宝又在生死边缘救回了一个生命。从那以后,杨庆宝的名字便与“危重病人”和“紧急抢救”紧紧连在了一起。
因为医术精湛,杨庆宝很快被任命为内科主任。他带领医护人员成功救治了很多患者,但他依旧低调、谦和,“我离开祖国十几年,对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一些术语、药品名称、临床治疗方法,有许多不熟悉的地方,所以,我还要学习。”
他不仅是一个好医生,还是一位好教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不少年轻医生成长为业务骨干。一次,一位年轻医生为一名肝病患者检查后书写了病历。病历写得简单粗糙,杨庆宝看后没有批评那位医生,而是在工作间隙将科室所有医生召集到一起,来到病人的床头。杨庆宝亲自为病人从头到脚进行了一次全面查体,通过仔细检查,许多肝硬化的阳性体征显示无疑。一位医生后来回忆道:“那一次,杨主任仿佛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本书。”从那以后,医生们在查体时再也不敢有一丝疏忽,书写的病历虽然比不上杨庆宝那如同书法作品一样的文字,也力求详细和工整。
时隔50年,当年的医生、护士们聚会的时候,谈起这些往事,银发飘逸的老人们仍如数家珍,对杨庆宝钦佩不已。
自1955年归国,到1970年离开天津到西部支援三线建设,15年间,无论世事、时局怎样变迁,杨庆宝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回国时朴素的初衷:发挥专长,为自己的同胞治病,做一个好医生。他参加过下乡医疗,吃住在老乡家里;他参加过海河建闸工地的医疗救护队,在河边的帐篷里为民工看病;他为郊县医院培训过赤脚医生……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他都乐观对待,用心做到最好。
赴川,他是炼钢工人的“守护神”
都说岁月无情,可世上总有一些东西,不会被无情的岁月埋没。
时光追溯到1970年1月。当时,正是天津最冷的时节,距春节已经很近了。以天津市公安医院、血液研究所为主体的天津医疗队成员没有过完春节,就启程奔赴四川省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开展医疗工作。
在开往四川的专列上,有杨庆宝和同为内科医生的妻子苗桂秋,还有他们的两个女儿。一家人背着行李,离开了在天津的家,注销了天津户口,一起到遥远的攀枝花安家落户。对于杨庆宝而言,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启程,也是一次更为艰苦的考验。
攀枝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川滇交界处,拥有多种矿产资源。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和汽车,医疗队终于辗转到达攀枝花。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医疗队的驻地在大山之中,没有房子,只有一个连着一个的简陋席棚,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简单的桌椅。面对这种情景,很多人愁眉紧锁,不知所措。
既来之,则安之。对于艰苦的条件,杨庆宝没有任何抱怨。经历过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日子,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遇到点困难又何足挂齿?他带头走进了分配给自己家的席棚,笑眯眯地和妻子女儿把简陋的席棚布置成一个温馨的家。
最初,杨庆宝被分配到弄弄坪医院。说到“弄弄坪”这个名字,不得不佩服当地人的乐观精神,“再险峻的山,再崎岖的路,弄弄就会平了。”弄弄坪的名字由此而来。后来,杨庆宝又到了攀钢医院,任内科副主任。妻子苗桂秋被分在了另一家医院,两家医院相隔数十里。年近半百的杨庆宝和年轻人一起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没有桌椅板凳,写字时只能坐在简易的木板床上,用自己的膝盖当桌子。他每隔两星期才能回一次家,由于严重晕车,每回一次家,他的身体都要经受两次煎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总是面色惨白,要蹲在路边休息好一会儿,才能缓过神来,和前来接自己的女儿们一起回家。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四年。
攀枝花属于亚热带地区,气温较高。当年,攀枝花的建设热火朝天,到处是大型钢铁企业。工人们住在大型工棚,露天吃饭,卫生条件很差,疟疾、痢疾、肝炎、肺炎等疾病时常大规模出现,而且多数发病凶险,严重威胁着工人们的生命。每当医院接收了这样的病人,杨庆宝总是亲自为病人检查,认真制定治疗方案,甚至连续几个昼夜守在病房,直到病人转危为安。很多经他治愈的工人们都说,自己从昏迷中苏醒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杨大夫的眼镜片反射的亮光,镜片后面,则是他疲倦的面孔和关切的目光。
攀钢炼铁场的大型高炉每天都在高强度运转,为了保证效率和质量,高炉必须定期进行检修,而每一次检修,对工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检修时高炉虽然灭火,但总有残余煤块还在燃烧,而检修时需要工人到炉内作业,因此一氧化碳中毒便成了常有的事情,几乎每次检修都有人员中毒,甚至有工人因此死亡。
为了工人们的安全,每到高炉检修的日子,杨庆宝都带领医护人员守在现场,随时准备进行抢救。为了减少人员伤亡,杨庆宝想出了一个检测一氧化碳浓度的土办法:把一只鸽子拴在高炉门口,一旦鸽子出现中毒症状,立即让里面的工人撤出。这个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员伤亡,杨庆宝也成了工人们心目中的“守护神”。铁厂领导甚至在动员大会上说:“不要怕,万一受伤了,医院的杨大夫会救你们的。”
时至今日,在攀枝花很多老工人的心中,都还记得杨庆宝的身影,那个总是跑在抢救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年轻、也不高大,却最镇定、最让工人们心里踏实的身影。
在攀钢的日子里,杨庆宝还经常带队到更偏僻的村庄,为农民治病。他曾翻山越岭进入高山地区,为当地的彝族群众看病,两次险些坠下悬崖。他为偏远村庄建立了医务室,培养了卫生员。见当地医疗设备奇缺,他便把自己家的血压表、听诊器、体温计等送了过去。当杨庆宝离开村子时,远近的农民闻讯赶来,自发排成长队,手里拿着自家种的蔬菜,以最淳朴的方式送别他们心中的好大夫。
此外,杨庆宝还多次受邀前往周边的西昌军区、宁浪林区、元谋机场、宝鼎煤矿等地参加会诊,挽救了数不清的患者。方圆几百里的土地上,留下了他深深浅浅的足迹。
1977年,杨庆宝担任攀钢医院副院长。同年,他当选为四川省第五届人大代表。从日本到天津,从天津到攀枝花,在祖国的土地上,每一步,他都走得那么坚定,那么踏实。
返津,他仍是医院的“宝”
站在人群中,杨庆宝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身材清瘦,却不失挺拔;他语调舒缓,却字字千钧;他从不张扬炫耀,却博学多才,学贯中西。他每天和枯燥的医学术语打交道,却喜欢用中文、德文、日文写古典诗词。他永远是儒雅、温和的样子,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杨庆宝喜欢诗词,尤其喜欢南宋诗人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里的两句:“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他也将此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1978年5月,杨庆宝携家人返回天津,回到公安医院,被任命为副院长兼内科主任。
历经风霜雨雪,57岁的杨庆宝依旧保持着那份平和,那份淡然,那份沉静,如同一潭澄澈的湖水。在湖水下面,清晰可见的是一颗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年轻的心。
虽然离开公安医院多年,但当年的老同事们对杨大夫的精湛医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记忆犹新。年轻的医生虽与他素不相识,但早已耳闻这位传说中的“神医”。接触不久,他们便感受到了杨庆宝的认真、严谨和博学。
杨庆宝每周都会参与内科病房的查房,对有疑义的诊断和治疗,他会认真听取主管医生的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态度一如既往地温和、谦逊。对待年轻医生工作中的失误,杨庆宝常常会这样问:“你看病历中这句话,如果换种方式描述是不是更准确些?”有时,他还会幽默地说:“有些检验数据很调皮,总在上下跳跃,如果不及时发现数据的变化,会影响对病情的诊治。”
杨庆宝回国后,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没有上班下班之分。由于工作繁忙,杨庆宝放弃了自己在日本所做的医学研究。在他看来,为患者治病比从实验室得出数据更让他感到骄傲,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在平凡而琐碎的临床工作中,杨庆宝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同事和患者的高度评价。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他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人品特别高尚,医术特别高明,对人特别平等,态度特别和蔼,为人特别低调。
然而杨庆宝自己却不这么看,他在一份“技术自传”中写道:在内科临床方面具有一定经验,对下级医生一般能给予指导和讲解;在专科方面没有做出努力,所以没有专长;没有进一步搞科学研究,技术水平停留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上……
无论是行医还是做人,他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出专家门诊,他注重问诊,从来不开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来看病的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他都一视同仁;当行政领导,他不偏不倚,处理问题总是出以公心……
退休之后的杨庆宝,依然是医院的“宝”。他的专家门诊,每天都有很多病人预约。他语言质朴,态度亲切,总是面带微笑,很容易让病人把他当作自家的长辈。
杨庆宝一直工作到75岁。一天,他照例骑自行车到医院出诊。快到医院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逆向冲了过来,一下子把杨庆宝撞倒,重重地摔在路边。他觉得胸部很疼,却主动问年轻人,你摔坏没有啊?接着,他把年轻人带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他见年轻人的自行车条折了,又给了对方10元钱,让他去修车。而经过检查,他的肋骨折了两根。老伴心疼地嗔怪道:“撞成这样,还给人家钱,你糊涂了吧?”杨庆宝呵呵笑道:“他折了车条,我折了肋条,我俩扯平了。”一席话,让妻子哭笑不得。
从那以后,杨庆宝正式退了下来。每日里,集邮、看书,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消遣。
岁月流逝,如今杨庆宝已经年近九旬。他给医院留下的好传统、好作风代代相传,一提起他,同事、学生和患者无不交口称赞,对他的才学和为人表示由衷的钦佩。“杨院长,人特别好,特别博学,特别和气,特别特别优秀……”这几乎是所有熟悉杨庆宝的人对他的评价。
而杨庆宝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辈子,能够为生我养我的祖国尽微薄之力,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能够为病人治病,是我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