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公消费’，有不少官员提出，‘三公消费’中的接待、公车等等项目，是放在不同的项目中的，并不是单独列为一块。比如说接待费用可能算到行政管理费上了。在我看来，‘三公消费’可以作为预算公开的一个单独项目，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更繁琐而已。”王锡锌说，“许多开支之所以不能够节省出来，本质上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官员不愿，如果要解决这个不愿的问题，仅仅依靠官员的自律是不够的，需要引入‘阳光’，需要让我们政府到底花了哪些钱，让民众来评判哪些钱是不应该花的，比如说公务的考察费用，公车的开支，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以缩减的。”

　　据了解，尽管政务费用的公开“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显得困难重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三公消费”难以公开，具体原因是政府部门思维传统僵化、政府部门裁量权过大。

　　汪玉凯进一步指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行，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但政府部门还是倾向于把政府的这些信息视为秘密，不能主动公开，遇到公民申请公开，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只装作不知道。此外，政府部门之所以可以装作不知，原因在于没有严格的制度，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

　　汪玉凯举例说，广州政府主动公开了预算，而上海政府遇到公民申请仍不公开，同是地方政府，“公开不公开两可，就是因为政府部门没有受到严格的约束”。

　　对于降低行政成本、遏制“领导签字”的权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主张加强日常监察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