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8月27日晚公布了其2010年上半年财务报告。至此，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中报已全部出炉。四大行今年上半年共赚得2559.82亿元,这意味着四大行上半年平均每天约赚14亿元。

　　工商银行上半年实现税后利润849.65亿元，同比增长27.3%，依然是全球最赚钱银行。上半年，工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继续“双降”。截至6月底，工行的不良贷款率降至1.26%，比2009年末下降0.28%。

　　农行于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58.63亿元，同比增长40.2%；农行上半年县域贷款增速、收益率均高于全行，业务优势凸现，截至6月底，“三农”金融业务贷款达14000多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7.9%。

　　中行上半年实现税后利润543.75亿元，增长25.77%，今年上半年中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净利息收入增加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

　　建设银行上半年实现经营收入1537.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93%；净利润为707.79亿元，同比增幅为26.75%。

　　从中报看，四大行上半年资本消耗加剧,除中行外均出现了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现象。其中工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比上年末下降1.02%和0.49%;农行两项指标的下降幅度也达到1.76%和1.02%;建行的下降幅度略小,为0.02%和0.04%。仅有中行通过上半年发行的400亿元可转债保证了资本充足率的上涨。

　　把一部分利润留给国企本无可厚非；但企业应留多少，国家应收多少，收上来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却关系到国家财政实力的壮大和国有企业的规范管理，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继续保持较快增势，累计实现利润10967.7亿元，同比增长50.1%。在为国有企业骄人业绩感到欣慰的同时，人们也更加关注：这些利润如何分配与使用，国企红利何时才能全民共享？

　　国有企业、国有股权是国家投资形成的，国家作为投资者收取投资收益，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早在1994年，国家就出台了关于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规定，但由于当时大多数国有企业更新改造任务重，盈利水平低，这项规定一直暂停实施。近年来，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甚至相当一部分国企成为赢利大户。即使是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国有企业仍累计实现利润13392.2亿元，同比增长9.8%。可以说，国企的利润总额规模大、增速快，已经具备了向政府分红的能力和条件。

　　根据2007年出台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对于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国家将采取区别不同行业适用不同比例的方式收取：第一类是具有资源性特征行业企业，上交比例为净利润的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上交比例为净利润的5%；第三类为国家政策性企业，暂缓3年上交或者免交。然而，国企红利在实际收取中比例明显偏低：2007年至2009年三年加起来，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今年国有资本收益的预算收入也只有421亿元。

　　从国企红利使用情况看，国家收上来的这部分利润，目前主要是用在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上。比如，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以及改革重组补助支出等。也就是说，国企上缴的红利尚未纳入到公共财政收入当中，并以增加民生投入的方式为全民共享。

　　在国企利润分配上，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留一部分利润给企业本无可厚非；但企业应该留多少，国家应该收多少，收上来的钱应该用到什么地方，却关系到国家财政实力的壮大和国有企业的规范管理，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留在企业的利润过多，就可能导致企业的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国家调控和引导国有资本投资方向和领域，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量国企投资还可能挤占民间资本的机会与空间，导致更多的利润向国企集中，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国企利润过高，还会带来职工工资、福利的“水涨船高”，拉大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分配不公。

　　近年来，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三农、民生等需要加大投入的领域很多，而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却明显偏低，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当前，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都需要国家真金白银的财力支持。因此，在不影响国有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国企红利收取比例，并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来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既解决了可用公共财力不足的问题，又实现了国企红利全民共享，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