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文化发展缺乏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完备的制度保障。文化繁荣发展关键是人才。当前，文化艺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一方面大量艺术人才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社会需要的人才又供应不足。

　　五是来自另一方面的问题。由于思想的解放、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成长、传播手段的突飞猛进，在形成一片热气腾腾的文化生活的同时，转型期社会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对于市场力量的片面接受，传媒的炒作，社会生活中的浮躁，急功近利的行为，文化与文艺中的低俗、媚俗，包括谩骂、造谣、生硬搞笑、炒作、过度包装乃至各式胡说八道。缺少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的文化权威。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泛漫汪洋的文化，必然是包含着大量低俗伪劣浅薄的货色。

　　记者：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

　　蔡武：就国际环境而言，我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既有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和中华文化高度关注所带来的有利契机，也有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文化渗透、西方价值观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二者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浪潮中，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政治模式和主张的号召力，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文化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传播能力等。这些要素对内体现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发展力、向心力、感染力，对外体现为国家影响力、亲和力、吸引力。

　　二是构建和谐世界，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越来越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的强势文化企图一统天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防止被西方强制同化，他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是强调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基本特性。

　　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引起了各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入思考。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增长模式、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范围里方兴未艾。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等各种方案纷纷出笼，“你方唱罢我登场”。发展模式的背后，或曰其深层次，实际上蕴含着文化背景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

　　四是在软实力竞争中西强我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扭转，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作为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有待拓宽，方式方法还有待完善，文化贸易逆差局面有待进一步扭转。政府主导、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机制有待健全，需要大大加强地方和民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