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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古人,《诗经》之常目。汉魏以降,此题更伙。贾生之吊屈原,陶公之咏荆轲,皆此。借古人之酒杯,发自家之胸襟,诗文之道一也。司马子长之传夷齐、货殖,皆言深埋之块垒;纪项羽、孔子,长抒久蓄之情志。
师旷,春秋时人,长于孔子。鲁昭八年记师旷之事,此时孔子17岁。师旷本事不多,《左传》仅襄公、昭公有其事。《国语》、《礼记》、周秦诸子略有记载;其后笔记、杂说多有演义。《左传》所记较为可靠。演义之说,空间之大,正说明师旷其人迷离模糊,信史之所存不多也。师旷事晋平公,应对左右,身为太师(乐师之长),有相才,不愧为一思想家、政治家。春秋时代,乃礼乐文化之时,乐师备君主顾问,颇似王者师。后人演义其盲目之由来,有妄说之嫌,但不伤其为一代乃至古代的审音辨律之圣。他已成为一种符号被历代传颂乃至神化。嵇康,曹魏宗室之婿,《三国志》、《晋书》有传,其本事于其他传记中亦多有记载。特别是嵇康有文集传世,从其作品中更能实窥其人。
赋古人,取其人一面一事一言一动(包括从传说演义故事中取材),以诗意张扬申发作者所欣赏景仰处;此即言,诗中某人绝非史中某人,乃诗化的某人也。作者所赋师旷、嵇康,旨在追求一种灵魂的契合,一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袭;诗中高擎旗帜,即诗中所言的“仁义”之旗,“正义”、“真善”之旗,“思想自由”之旗。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时代呼唤。艾青说:“诗是自由的使者,永远忠实地给人类以慰勉,在人类的心里,播撒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坚信的种子。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师旷和嵇康都是为追求人类的崇高视死如归从容微笑的人,作者的歌唱,透露了对古人高山景行的仰止行止之情。作者的语言是明了且诗化的,没有那种以晦涩为朦胧为含蓄的常见病,标志着作者的朴实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