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亲带故成重点

　　李锐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我们采访李锐时，他已经和妻子离了婚，他说：“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多获得一点理解和尊重，做拆迁工作实在太难了。”

　　在长沙市走访时，一名干部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先是想尽办法，没有成功。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特地上门请他喝酒。拆迁户很高兴，端了酒杯对干部说：“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拆迁补偿价格就你说了算；如果喝不赢，我说了算。”干部见他表态豪爽干脆，当即答应说，行。当时他正在吃胃药，身体不舒服，只能忍痛端起酒杯，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又有过几次在酒桌上的较量，干部以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干部很高兴。可最后一次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很快神志不清，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又洗肠胃又输液，好不容易才脱离危险。妻子知道他醉酒的原因后，很不理解地责怪：“你不要命了，不做人了？”干部发出一声苦笑：“你不晓得做拆迁工作有好难，我哪里敢把自己当个人看。”还有一名刚做完阑尾手术的村支书，未等拆线就上门做群众工作，户主思想不通，无论怎么做工作都不签约。本来坐着的他一时急火攻心，猛地一下站了起来，结果，伤口一下炸裂，血流不止。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拆迁工作中，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也成了最重要的被“看着”的对象。任继华，拆迁指挥部安置办主任。他先后两次从事拆迁工作，两次都不得不面对妻子的娘家亲戚。第一次面对的是舅舅，舅舅下岗后没有赚钱门路，希望他想办法多补些钱。协议久谈不成，最后一次上门做工作的任继华，就拿出自己的2000元钱送给了舅舅，请舅舅带头签协议；第二次面对的是患癌症的姨姐，他拿出自家省吃俭用的2000元钱，开始做姨姐的工作：“你还是要尽快去做手术，条件再差，病还是不能耽误。房子拆迁的事，你想想我的难处，带个头算了。”姨姐说：“别人都说我会沾光，你不来拆迁我还好些，我拼了这条死命去争。”“你评估的时候，尽量松点，多算点面积，别人也不晓得，尺又不会说话，还不是人在掌握！”旁边亲戚也帮腔。任继华只得给她讲道理：“别人都晓得我是你的妹夫，都在看着你。你的房屋评估价是要公示的，我怎么能给你多加面积？”姨姐听了任继华的话后显得很失望，原以为妹夫在指挥部工作可以沾光的，看样子还真指望不上。看到妹夫将省吃俭用的钱拿来给她治病，姨姐签了约，是四百五十多个拆迁户主中的第43个。

　　像过去的交粮缴款一样，组里农户，就看组长带不带头。余立新在一个组里为头，村里动员会后，余立新便想第一个签约，但住在同一栋楼的弟弟的工作做不通。产权属于两兄弟共同拥有，弟弟以补偿价太低为由拒不签约。组长想了很多理由说服弟弟，要求他理解自己当组长的难处。但弟弟根本不听，还挖苦哥哥说，一个破组长，有什么留恋的？多争些补偿款才是本事。余立新被逼无奈，他利用弟弟期望高价补偿的心理，将父亲已申明了放弃而分给两兄弟的几万元安置费全部算给了弟弟，放弃自己应得的部分，只要弟弟答应一个条件，带头签约。弟弟见哥哥退到这一步，遂成全了当组长的哥哥。

　　在长沙，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一直近乎残忍地占据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难受。一名村干部眼看着腾地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便通宵达旦上拆迁户的门做工作。

　　转载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