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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日本数码传真邵义诚在发言
2009年8月9日,在日本东京塔下的一座公园,中日两国联合为二战中被掳至日本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特殊悼念仪式。
天津北方网讯:昨天是天津籍劳工邵义诚等人赴日为劳工纪念碑揭幕行程的第三天,一行人前往广岛参观了为纪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而建立的和平公园,随后,大家在交流大会中对十几年来与西松建设公司的交涉进行了总结。在几天的行程中,86岁高龄且有脑出血后遗症的邵义诚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我活一天,就要继续向日本政府讨公道。”
-“钱多钱少搁一边,总算是讨到说法了。让这些还活着的人看到点希望,也没白奋斗这么多年。”
-“只要活一天,我就坚持战斗一天,继续代大伙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直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谢罪为止。”
人物背景 十渡扶桑讨说法1944年,天津人邵义诚去青岛做生意时被抓去日本,给西松建设公司在安野的发电厂做劳工。几经折磨,邵义诚身染重疾,医治无效,方才得以被送回中国自生自灭。1998年,在天津市园林场退休的邵义诚再次回到日本,由他一人代表其他五名劳工站在日本广岛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向西松建设公司讨说法。
此后至今,他先后10次东渡扶桑,或者作为原告出庭,或者作为证人向法庭作证,或者出席祭奠活动,或者同西松建设公司交涉,或者在日本街头游行示威。邵义诚的名字,随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的推进,而日益响亮。
谈及这10次经历,已经年近九旬又重病缠身的邵大爷难以一一说清,但是,他清楚地记得几次重要节点:
1997年,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通过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找到在天津市南市居住的邵义诚,表示愿意支持他向西松建设公司索赔。1998年1月,邵义诚代表其他五名原告(其中包括劳工幸存者和家属)走上了索赔之路。
2002年7月,广岛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西松公司应负法律责任,但以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诉求。
2004年7月,二审宣判原告胜诉,但西松建设公司执意要上诉,回来的路上,邵义诚哭了。那是邵老对日索赔以来,第一次哭泣。
2007年4月,对日索赔三审,宣判原告败诉。“法院不但判我们败诉,还把通过法律索赔的大门关死了。我们只得再去和西松建设交涉。”
第九次是去年10月23日,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与被掳中国劳工达成正式和解。经过那么多年的斗争,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邵老感到非常欣慰。
坚强老人三天两度落泪在追踪邵义诚对日索赔的这些年,本报对他进行的专访也不下十次了。在昨日的电话采访中,邵老的声音还是那样浓重的天津腔。他说,每次来日本的行程都特别紧张。这几天在活动现场,他接受了数不清的日本和中国媒体的采访,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常无数个话筒同时对着我,也不知道是对哪个媒体在讲话。日本的电视报纸都报道了我们来日本的消息。”但接到家乡媒体的电话,他还是很开心,愿意唠一唠“家常”。
两次落泪皆因想到故人“大爷,您这两天怎么样?”“这不嘛,哭了两次。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得爱哭了,一遇上事就控制不住情绪。”这位外表平和内心坚定的老人,在苦难经历的磨练中,在十几年讨说法的屡败屡战中,的确很少掉眼泪。现在,他把自己的“爱哭”归因于脑出血后“脑子坏了”,其实也或许有小胜之后情感宣泄和放松的因素。绷了这么多年,他也该哭一哭了。
第一次落泪,是23日在劳工纪念碑前。“我给老工友们献花的时候,把在世的不在世的都想起来了。十几岁的时候,我被抓到这里来,我是比较年轻的,大家在这干着牛马干的活,吃着不如饲料的饭食,那时就想听天由命吧,能不能活着回去都不知道。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到祖国。更没想到,我老年的时候还能替老工友们出头,跟西松建设打官司讨说法。现在,总算是把说法讨回来了。那些死去的工友,名字都刻到纪念碑上了,他们的遗属和活着的工友们一样,都可以拿到一笔赔偿金了,总算是有了个说法,我也可以告慰这些老工友了,你们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邵老第二次落泪,是因为那些一直支持帮助他们向日本政府和日本公司讨说法的日本友人。昨天晚上的交流大会,邵老再次发言,想起了那些事业未竟身先死的人。“南宫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新美隆,我们律师团前任团长,都在支持我们索赔的过程中去世了。作为日本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出钱出力,甚至受到威胁也在所不惜。现在,斗争总算是有些眉目了,他们却没有看到,你说,我能不掉眼泪吗?”
一束鲜花告慰死难劳工这次,邵义诚带着39人来到日本,其中包括4名幸存劳工,他们是离开日本几十年后第一次重返日本。说起这些,邵老百感交集。“当年,吕学文(安野劳工联谊会前任会长)率先代表大伙来日本讨说法。吕学文去世后,我就接上了。那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既然他走了,我就接上吧,总得有人继续。现在,西松公司谢罪了,纪念碑立起来了,我又带着这么多人一起来了,他却看不见了,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电话里,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抹眼泪。
吕学文是中国劳工,也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受害者。当年他和另外一个劳工杨世斗都不幸遭遇广岛原子弹爆炸,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在后来起诉的过程中,他将这一受害事实提交给法庭,他认为,如果没有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他们来日本做劳工,他们也不会蒙受这样的灾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疾病缠身的吕学文没有完成自己的索赔事业就抱恨辞世了。
邵义诚告诉记者,昨天在和平公园,40名中国劳工和家属向原子弹慰灵碑献花,以告慰杨世斗、吕学文以及其他因原子弹爆炸死难或受伤后早逝的中国劳工。二战时期,日本广岛不幸遭遇原子弹袭击,受害者众多,被强掳到这里做劳工的中国劳工也有人因此受害。在为此而建的和平公园内还有一处供养场,埋葬着七万多名没有姓名和无人认领的骨灰,中国劳工的骨灰也可能埋在这里。邵义诚一行人再次敬献了鲜花。
只要活着就要坚持战斗昨天的广岛又下雨了。邵义诚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出门搞纪念活动,都会下雨。头年在东京,我们祭奠死去的劳工,就下起了大雨,整整下了两天。今年夏天在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们祭奠老工友们的时候,也下起了雨。好像老天也替劳工们叫冤。”
虽然天气不好,有些阴冷,但邵老的精神状态一直不错。他说:“来之前,我输了一个礼拜的液,就怕身体盯不住,垮在这儿。我在发言时说啦,只要活一天,我就坚持战斗一天,继续代大伙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直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谢罪为止。”
曾有人认为,西松建设公司给每位劳工合人民币4万多元的赔偿太少。邵义诚表示:“钱多钱少搁一边,总算是讨到说法了。让这些还活着的人看到点希望,也没白奋斗这么多年。这点钱,在咱城市人眼里不算什么,可在一些贫困地区就能盖三间房。我听说,有的家属领到钱后,给老人买了墓地,还有的舍不得花,留着给老人看个病什么的。想起这些,我这心里就感觉踏实点了。”
邵老给自己定的目标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说:“西松建设公司虽然谢罪了,建了纪念碑,也赔偿了,但它并不代表日本政府。对于我们这些劳工,日本政府始终没有什么表示,这不行,我一定要继续斗争,替大伙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回来。”
声音 劳工律师团团长: “中国劳工纪念碑,也应成为中日友好之碑”昨天下午,中日与会者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交流大会,共同回顾对日索赔的历史,并为中国劳工纪念碑的建立感到欣慰。中国劳工律师团现任团长内田雅敏表示,他这些年一直帮中国人跟日本人打官司,他认为,这样做既是帮中国人也是帮日本人,为的是让日本清楚地认识历史,铭记历史,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个碑(中国劳工纪念碑)的名字叫受难者之碑,我们希望它也能成为中日友好之碑,希望它能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重要,让他们知道战争的罪恶。”
工友: “他替我们讨回了说法,听着也高兴啊”居住在本市河东区万新村的郭成章老人是邵大爷在日本的工友,他们当年被编到一个队里做劳工。因为是天津老乡,所以二人在日本的时候关系就格外好。经过这么多年,二人的友谊历久弥新。连日来,郭成章一直在关注邵义诚一行人在日本的动向。昨天,听到记者的介绍后,老人高兴得笑出了声。“还是他(邵义诚)有本事有韧劲,替我们讨回了说法。我虽然没跟他一起去日本,听着也高兴啊。”
郭大爷说,当年他也很想和邵老一起去打官司,但是因为腿脚不好,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特别信服邵义诚, “他有文化,口才好,换了我,就是去了,也不见得能说什么。”
郭成章也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见证者。“当时,我们正在山洞里做工,只觉得大地一阵晃动,洞里的电灯一下子全灭了。劳工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往外跑,后来才听说是原子弹爆炸了。打那以后,监工们就管得不那么紧了。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