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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4分30秒与会者无不动容
天津北方网讯 8月16日电:昨日(15日)下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片肃穆。室外广场上,代表在日本遇难劳工的6830双布鞋诉说着对死难者的哀悼,室内,一场名为“抗战期间日本奴役劳工罪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85岁的天津籍老劳工邵义诚第一个发言,就60多年前他被强掳至日本西松建设项目公司安野发电厂做劳工的苦难经历激情证言。
昨天的研讨会现场一片肃穆,标注着会议主题的横幅蓝底黑字,与会人员全部穿着带有“不能忘却的历史”字样的T恤,表情庄严沉重。邵老的发言预计为8分钟,但他情绪激昂,演讲已经超过8分钟,却没有人打断他。九一八爱国网总编辑吴祖康给他的演讲进行了全程摄录,最终报告的时长为:14分30秒。
邵老说:“在日本每天超负荷地劳动,大冬天的光着脚在河里清石头,一天只吃不到1斤的口粮,腿受伤了也不给治,直到干不动了才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不让出来……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邵老的发言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他们纷纷谴责日本强掳劳工的罪行,并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面临的问题以及出路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学术探讨。
昨天的南京,天气很热,人们都看出邵老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在会上,他仍然打起精神,用他特有的天津口音一字一句地讲述了他在日本当劳工的苦难经历,令与会者备受感动。
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伯耀在邵老结束证词时说:“目前的西松和解并没有意味斗争的结束!还要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邵义诚大声说:“我要继续斗争,活到100岁!”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邵义诚证言:我在日本当劳工的日子1944年7月,我19岁,卖烟为生。每天端着个盒子在大街上叫卖:“香烟,谁买香烟……”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两岁,有个妹妹比我小两岁。我父亲在1943年就失踪了,应该也被抓去日本当劳工了,从那以后没见过面,母亲带着我们生活。
1944年7月份的那天,我从天津坐火车到青岛批发烟,下了火车,刚出车站不久,就被三个壮汉塞进了汽车。
到了附近一个旅馆,壮汉问我:“在日本那边给你找了个工作你干不干?”我连说:“不去,家里父母和姐妹都等我回去呢。”但是他们不容分说,把我推进房间控制起来。
当时,我身上有700多元,都让他们给搜走了,他们说连同给我的500元安家费一起邮寄到家里去。我把地址留给了他们。事后才知道,他们根本没往我家里邮一分钱。
待了五六天,宾馆的人数增加到60人,后来又从济南拉来300人,一共有360人,被押到日本。360人挤在一艘船的底舱里,在海上走了一个星期。大小便全部在船舱里,根本不让出去。
先到门司(日本地名),然后坐火车到了广岛。我们这些人分为4个纵队,一部分在山下挖隧道,一部分在山上清理河道里面的石头。我们清石头的60个人又分两个小组,第一组从早晨6点干到下午6点,第二组从下午6点干到次日早晨6点。
几十斤上百斤的石头,都是靠人工抬,冬天那么冷,水达膝盖,我们都站在刺骨的河水里干。
大概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我的腿被石头砸伤了,不给治,也不让休息,还让继续干。又坚持了两个月,腿烂糊糊的,几乎站不住了,老板才不让干了。
能干活的早晨一个馒头,中午和晚上分别两个馒头,病号每天减半,每天只能吃两个半馒头。1945年3月,我和其他13个病号被送回国。
当时我的腿根本站不起来,几乎是蹲着回家的。而我的母亲因为相继失去丈夫和儿子,备受打击,而且家里没有了劳力,积劳成疾,又无钱治病,最终含恨而去。一直治疗了两年,我才渐渐能够站起来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