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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从市120急救中心获悉,入冬以来,本市已发生多起流浪者被冻伤的事例,在大胡同天奕商城门口,一名流浪者被冻晕,120急救车赶到时已奄奄一息。天气预报显示,本市未来三天可能迎来今冬首场降雪,不少市民给本报提供线索,反映小区周边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希望有关部门为他们提供帮助。
昨天凌晨,记者拨通天津市救助管理总站电话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救助站里没有一名流浪人员暂住留宿。
天这么冷,救助站里却见不到流浪人员的身影。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深夜,记者走上街头,寻找并近距离接触多名流浪者,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
尴尬A
他们流浪却拒绝被救助
镜头1
天津站
唱小曲的“军大衣”
见到记者的反应:沉默
12月11日晚上8点半,记者来到天津站,按照市民提供的线索,在公交车地下候车广场发现了第一名流浪者。他的歌声吸引了一些围观的市民。
这是一名中年男子,四方脸,穿着一件绿色军大衣。大衣上油渍斑斑,右后襟的破洞露出黑乎乎的棉花,一侧的口袋露出一个瓶口,里面装的是一个酒瓶。他就坐在地上,饶有兴致地唱着听不清歌词的歌。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两名在站区巡视的民警也在一旁驻足观看。大约过了两三分钟,流浪汉站了起来,他将散落在地上的3元5角钱捡起来装好,然后系上大衣扣子,简单地整理、戴上帽子,袖着手向外走。
到地面上之后,流浪汉不再唱歌,而是专注于一个个的垃圾桶,但收获不多。在捡到一瓶喝剩的矿泉水后,他拧开盖一饮而尽。记者跟他搭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回了几句。“给你找份工作吧?管吃管住的?省得你在这挨饿受冻。”听到记者的话,流浪汉大声说了两个字:“不用。”“你口袋的瓶子里是什么?”“酒。”之后再问他什么,他都不再回答了。
站前保安人员告诉记者,这名男子已经被救助站接走过好几次了,每次他都待不长,很快又回到天津站前广场来。
镜头2
金街
捡空瓶的“牛仔裤”
见到记者的反应:惊慌
到达金街时已将近晚上10点,金街褪尽了白天的繁华,只剩下一些24小时的餐饮店铺仍在营业。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流浪汉开始多了起来,他们大都提着大袋子,挨个捡拾垃圾桶里的垃圾。
一名身材高挑穿着牛仔裤的流浪汉拎着一大袋矿泉水瓶子,在一个垃圾桶前喝捡到的饮料,记者走过去试着与他沟通。这时,流浪汉突然抬起脸,惊慌地看了一眼,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说了三个字:“不需要。”随即拎起那一大袋空瓶子,消失在夜色中。一转脸,他又在街的那一头出现,如“特工”一般行动迅捷。
附近一位快餐店的工作人员说,一些流浪者曾经多次被遣返,但送回家后又回来了,他们宁愿在城市里捡垃圾。遇到救助站工作人员时,他们就会躲开,不希望被送回家。
镜头3
成都道
睡银行的“紫防寒服”
见到记者的反应:驱逐
昨天凌晨零点50分左右,记者的车行至成都道,隐约看见夜色中有个穿着紫色防寒服的人,很像一个老太太。记者掉头回去找。当看到“紫防寒服”逗留在一个垃圾桶前时,记者将车停靠在路边。但是再走过去却意外地发现,人不见了。
细心寻找后发现,“紫防寒服”闪进了旁边一个24小时自助银行。推开虚掩着的大门,一名五十来岁的男子正坐在门口的角落里,面前摊着他刚刚捡来的“食品”。男子对记者一行并不欢迎,多次大声发出驱逐令让记者“出去”。记者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助时,这位本带有南方口音的男子突然改成不太自然的天津腔,提高音量激动地说“不需要救助”,并请记者离开。
冬天的夜晚,火车站、街头、自助银行……各种场所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流浪者,但在昨天凌晨,当记者拨通天津市救助管理总站的电话时,值班人员却告诉记者,救助站里没有一名流浪人员暂住留宿。
困惑B
“救助”实施7年遇新“瓶颈”
救助站工作人员老蒋:“大街上行乞的几乎没有真正的流浪者了”
为何流浪人员宁愿居无定所、“随遇而安”,也不愿意去免费提供食宿、衣物的温暖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为何不把这些流浪人员带到站内进行帮助?如果真的无家可归又身无分文,怎样才能接受救助?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走进了位于河东区小张贵庄路唐口新村南里的天津市救助管理总站。
昨天上午,宽敞温暖的市救助管理总站里略显“冷清”,除了几名难以找到家人的“常住户”外,这里并没有临时被救助的人员。“如今在街上行乞的流浪者已经职业化了,他们根本不愿意来救助站。”有着30多年救助经验的工作人员老蒋可谓“阅人无数”,也见证了救助工作的发展变化。
老蒋告诉记者,以前救助站的救助范围仅限于流浪、行乞等人员,现在已经扩大到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员。“2003年前,救助站还是强制性遣返,流浪者往往是去了又回,循环往复,非要在大城市‘扎根’。现在救助则全凭自愿,只要流浪者不愿意,救助站就不能对他进行救助。”
想偷偷卖掉返乡车票骗取政府救助金的流浪者,老蒋揭穿过;谎报老家想获得免费“自助游”的流浪者,老蒋识破过;真正身无分文又归心似箭的流浪者,老蒋也帮助过。和流浪人员打交道已经几十年,救助政策也几经“更迭”,像老蒋一样的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思想也在不断转变,但他们工作中也有很大的困惑。
“现在大街上行乞的几乎没有真正的流浪者了,他们都是以行乞作为‘职业’,大多集中在小白楼、滨江道等繁华地带。”老蒋介绍,除了在大幅纸张上书写自己的“困难”骗取同情外,一些流浪者会到村子里租借残疾孩子作为“道具”。这些流浪者在城乡接合部租房子给孩子们住,自己每晚却住在宾馆里享受。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后,根据国家规定,救助站就从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变为人性化的城市救助,完全凭需要救助的人员自愿。救助站免费提供食宿、衣物,并给他们购买回家的车票。但是‘城市救助制度’实施到现在7年时间,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绝大多数的流浪者拒绝接受救助。”老蒋表示,他们曾经多次和相关部门联合爱心行动,救助流浪人员,但收效甚微,这让他们很是无奈。“流浪者都说他们乞讨一天能挣超过百元,非常可观,进了救助站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要返乡,所以谁都不愿意来。”
当然,对于那些需要真正帮助的流浪者,救助站也在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帮助。“在西青区芦北口有本市的救助管理分站,那里临时‘常住’着一些说不清自己身世的智障人员或是一直找不到家的流浪人员,有专门负责审查的工作人员积极联系他们的家人,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早日回家。”老蒋说。“救助站救助的对象八成左右都是来天津打工的,他们认为大城市‘遍地都是钱’,但到这里才发现自己寸步难行。还有两成是被同乡或朋友骗到天津一起乞讨,当发现自己吃住不好又挣不到钱时,才想在救助站的帮助下回家。”
思考C
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
区别对待真伪流浪者 而非“一遣了之”
为什么流浪者更加“偏爱”繁华都市?为什么许多流浪者拒绝接受救助?现存社会救助机制是否能有效解决流浪者的实际问题?如何让流浪者得到更实际和有效的帮助?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彭真怀院长接受了本报采访。
“城市流浪者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失去劳动能力、处境困难,真正需要社会伸出援手加以帮助的人;另外一类便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伪流浪者’。对待这两类人,应该加以区分并区别对待。”彭真怀院长表示,两类流浪者从性质上完全不同,在施加帮助时应区别对待,但现有的社会救助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对两类流浪者施加“有区别”的帮助,因此也造成部分流浪者拒绝救助单位提供帮助的局面。
彭院长表示,虽然两类流浪者都有可能拒绝救助,但原因却不尽相同。对于真正需要帮助的流浪者,负责社会救助的工作人员应该了解其需求,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如果仅仅是遣回,很多人还是得回到大城市,继续流浪。”而一些城市中的“伪流浪者”可能并不需要提供生活帮助,但这些人却成了社会的“疮疤”“不和谐的音符”,不仅影响市容、公共治安,甚至会引起社会病态的蔓延。对于这部分人,除了根据实际情况提供适当的物质帮助外,更应该加强思想教育,甚至是采取强制性的教育手段,必要时应予以严厉的打击。“但不管是哪种流浪者,都不应该简单的一遣了之。”
“应该转变社会救助观念,让社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救助系统。”彭院长表示,在“一遣了之”的救助体制下,流浪者很难得到真正有效的帮助,必须转变现有的救助机制,让社会形成完整的救助系统,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城市流浪者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