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上海学者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北京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最好的选择，并提出未来的新首都应选在湖南岳阳或河南信阳。有人将其表述称之为“迁都治堵”，认为不论将首都迁往何处，都会是再造一个“北京城”，对于治堵本身并非治本的良药。

　　12月15日，沈晗耀告诉《郑州晚报》记者，媒体“曲解”了他迁都的本意，他的设想是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连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首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失衡的状况。治疗北京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只是迁都后的一个“副作用”。

　　迁都之说源于1980年，此后将近30年，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

　　但，这一切也仅限于民间。

　　大堵车再次引发“迁都”争论

　　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

　　此次“迁都”的导火索是9月17日北京的“惊天大堵”。

　　当日，北京一场细雨，长安街东西双向堵车，继而蔓延至143条路段严重堵车，北京市交管局路况实时显示图几乎通盘红色。

　　当晚，央视《新闻1+1》，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以“令人崩溃”，“睹不忍惨”的字眼来形容，称其可以在北京堵车史上记下一笔。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陈宝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首堵”已成常态，不“迁都”已经很难改变城市的路况。

　　民间关于“迁都”的猜想再次被点燃，直至12月13日，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言论，“迁都”被推向了一个高潮。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论“迁都”话题，他认为要想解决北京近期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沈晗耀说，他所认为的新都选址，不应该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大中型城市，而是再造一个新城。

　　与大多数建议者一样，沈晗耀将“新都”的选址定在了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较好的两个迁都地址是：一个是湖南岳阳，一个是河南信阳。“距离武汉二三百公里的地方都是最佳的选择。”

　　他的理由是，这些地方水资源充沛、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更重要的理由是，迁都能够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重心的转移。

　　但他这个更重要的理由并没有被人们所关注，更多的人只是关注他的“迁都”论，并戏谑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迁都治堵”。

　　全国多地掀起民间“选都”热

　　民间关于“新首都”的构想大部分选择是中原地区或者长江流域

　　最早提出“迁都”的是学者汪平先生。

　　1980年初，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汪平上书，提出了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从此，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1986年，学者又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的震动。

　　2006年，凶猛来袭的沙尘暴将“迁都”的提议推向高潮。

　　当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

　　此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网上发出酝酿已久的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并上书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

　　次年11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梅说，“如果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2008年2月，民间学者秦法展和胡星斗合作撰写了长文《中国迁都动议》，提出“一国三都”构想，即选择佳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北京则只留文化职能，作为文化科技首都。

　　民间关于“新都”的构想大部分选择是中原地区或者长江流域。最为民间所青睐的是“中原地区”，《中国迁都报告》一书中说，应该把首都迁往河南南阳。

　　作为民间“迁都”的另一个热门省份，陕西民间从未停止过努力。陕西师大一位副校长曾撰文建议将首都迁到宝鸡。而陕西省社科院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义成则认为至少应当将西安设成“陪都”。

　　民间迁都的构想一度被激发到了最高潮，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民间“选都”热。

　　有人根据人口、城市规模、经济总量等指标，列出了中国迁都地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汉中等五大候选城市名单，甚至连南边的广州和海口等城市的民众也加入了这场硝烟四起的口水仗。

　　迁都构想的“本意”

　　“迁都”有助于打破目前中国经济的“东强西弱”的格局

　　沈晗耀告诉记者，“迁都治堵”并非其本意，原意是“迁都”可以打破目前中国经济的“东强西弱”的格局。

　　他告诉记者，2007年左右，他们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已经过度就业，过度开发，认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应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当时提出了“迁都”的说法，但是仅限于研究领域，并未对外公开。

　　他说，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一个公开数据显示：现在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而西部则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而且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的趋势。

　　2000年和2004年，中央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发展的步伐。

　　沈晗耀说，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连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重组，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迁都后，像北京和上海以及东部过度开发的城市，可以实施退楼还林，逐步提高居住者的生活品质。”沈晗耀说。

　　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北京将保留一大批专业素质高的人群，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使得北京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科技的代表性城市。

　　迁都并非当务之急

　　如果首都功能不变，首都就必然成为“首堵”，迁到哪里都不过是让一座美丽的城市变成又一个“北京”

　　按照沈晗耀的建议，迁都可以遵循3年规划，6年建设，10年出成效，20年初具规模。

　　“迁都”建议在民间也并非一边倒，也有诸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一个比较集中的理由是：“迁都”是一项重大决策，应该慎之又慎，否则影响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影响社会稳定。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略看，北京背依大山，前控平原、海洋，符合定都的规律，虽然北京现在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对于目前北京承载过重的职能，对策应是分散北京的城市功能，而不是简单“迁都”。“迁都”并非当务之急。

　　一位自称“老北京”的网友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仍然是个物产丰富、水源充沛、交通便捷，人们安居乐业的城市。

　　北京之所以从一个物产丰富、自然资源富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变成今天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城市”，根源在于，首都所承担的功能“五脏俱全”，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还是经济中心，建国初期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他认为，如果能给首都减负，北京仍然可以继续充任首都，如果首都功能不变，首都就必然成为“首堵”，迁到哪里都不过是让一座美丽的城市变成又一个“北京”。

　　网络上，关于迁都引发的争议，依旧在热议，甚至已有“热心人士”开始讨论新首都如何命名。

　　有人说，中国已有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唯独没有“中京”，新首都可以定名“中京”。也有人说，可以采用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被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或思想做名，比如“孔子城”、“墨子城”……

　　但现实是，自1980年，迁都之说风起，直至今日，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和讨论，不过，也仅仅限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