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经济学者

美东时间周四晚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奥巴马与共和党达成的全面减税计划。这一计划不仅让包括富人集团在内的收入与资本所得减税全面延期，同时把房产税从45%降到了35%，并且赋予了价值500万美元的税前免征额。这一妥协虽然让失业保障福利在2011年得到延期，但整体的减税结构明显揭露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刺激方案。这一方案和原来的民主党只给多数中产阶层和低收入家庭的减税刺激计划相比，给美国中期财政增加了14万亿美元赤字与债务规模，让美国的财政负债危险水平超过目前所有的欧盟国家。

没有经济学家认同对巨富集团的收入和财产减税，能够促使减税资金扩大美国消费。而全面减税带来的更深重的财政负债，更牵制了美国政府通过主动扩张开支、对国民经济和人力资源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能力。减税计划在短期内对经济刺激的作用能够达到什么深度，能够持续多久，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更增加了全面减税计划、而不是有针对性的结构调整性经济刺激的赌博性质。鉴于过去十多年间，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在国家GDP中占比大幅下滑的残酷事实，以及当前失业、负资产和贫富严重分化的形势，还可能会引导更多的中产阶层扩大储蓄，来应对未来工作、收入与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减税资金无法进入消费和生产。

美国在过去十多年间的劳动收入在GDP中占比大幅下滑，与中国过去十多年间的劳动收入占比在GDP的占比下滑几乎是同步的。只不过在美国，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危机前的消费信贷环境，让众多陷入严重负债的劳工阶层暂时意识不到自己收入的大幅下滑，并且延缓了这一收入分配矛盾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的暴露。在中国，则是由于高于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自然带来的一定比例的收入增长，以及2亿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往往只能被迫对应农村消费的特殊状况，也让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GDP中大幅下滑的矛盾，没有得到政策的及时关注。

在过去十多年的资本全球化深度扩张中，劳动收入占比在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同时大幅下滑的背后，是WTO、IMF等机构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资本自由权利和劳工自由权利严重不对等的结果。在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中，过去20年间全球劳工组织的衰弱与式微，可以说是这种权利深度不均衡的全球化的最直接表现。在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中，全球统一的劳工自我组织权利和劳动标准，获得了所有国家的签章和共同认可，但是在最近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劳工基本权利的维护实际上受到了巨大挑战。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后，是美国的国家力量多年的推动，但是这一劳资不同权的矛盾如果不能够在WTO和IMF的资本和贸易自由化协定中得到解决的话，美国经济和国家实力的持续衰弱将是无法扭转的。因为，资本的盈利和权力可以超越国家来获取和维持，但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力，仍然要依靠主权国土之内的经济所得和实力来衡量，尤其是美元，即便中国现在仍在持续购买美债支持美元。

在这一劳工与资本不同权的全球化中，没有任何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会是受益者，包括中国。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几亿人口规模的、深具现代性的工业受雇佣劳动阶层，这一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意味深长。当前中国已经提早走上了国内劳动收入积累下滑，与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共同出现的阶段。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前的对外投资，相当一部分仍然带动了中国本国劳动阶层人口的跨国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