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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供职的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是一所成人专科高校,前不久,学院内设各系全部改称“学院”,如“信息工程系”改称“信息工程学院”,“会计系”改称“会计学院”,一时之间,全校尽“院”,环楼皆“长”,成为同事们的笑谈。敝校知名度不高,近因襄樊市改名襄阳市且已得到国务院批复同意,才掀起一轮新的改名风潮,网上就挂出了湖南耒阳市拟改为“蔡伦市”的动议。
我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历史悠久。平时极少关注的地名,可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或自然因子。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体国经野”的模样,经过几千年历史的冲刷、疆域的变迁和区划的调整,许多地名大都经历了多次变异,目前留在地图上的标识,不过是晚近历史的产物。以此之故,地理更名实在不足为奇。以我有限的视野,我国的地理改名,因行政区划的调整,为统筹兼顾、平衡各方的政经考虑,似乎效仿将父姓母姓共同纳入孩子姓名的新潮命名规则,从而产生了襄樊(襄阳、樊城)、荆沙(荆州、沙市)这样的命名败笔。如果说,这样的改名尚无明显的商业动机和官场动机的话,那么,思茅改名为普洱,徽州改名为黄山,灌县改为都江堰,大庸改为张家界,甚至张家界的“南山一柱”(又称“乾坤柱”),因美国大片《阿凡达》的票房飙升而更名为“哈利路亚山”,就带有鲜明的商业动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效应和知识产权无疑属于十分重要的市场资源。全球化时代,物流、金流、“人流”,已经较少羁绊,在品牌效应与知识产权不足的情况下,借用一下自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名山、名人、名产、名气,从而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对于吸引资源,提升人气,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本地发展,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批评之处。
我国是一个官本位传统极其悠久的国度,加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两者弊端的联姻,处于幼年时期的市场经济,往往带有“市长经济”或者“官场经济”的突出特征。即使在地理改名这一本来带有文化味的施政行为中,也带有浓重的官场效应和权力磁场的痕迹。河北省会石家庄的改名风波,曾经引起舆论大哗。其改名动机是否真有书记、市长担心被人误为庄支书、村主任,可另当别论。而江苏宿迁的骆马湖,不知是否预兆着当地官员“落马”的宿命,非欲更名为“马上湖”。被称为“中国好望角”的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古有秦丞相李斯题写的“天尽头”,今有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手书的“天尽头”,就因某位政治人物到此一游与仕途末路的偶然巧合,而将景区碑刻改为“天无尽头”。在我国,自秦代实行郡县制,县级政区的存在,已逾2000年。然而,在一些官员的心目中,“县”这一名称似乎包含着“落后、狭小”的地域涵义,必欲改之而后快。于是,就有了山东“邹县”改为“邹城”,重庆万县更名“万州”,恰恰忘记了在历史上“邹县”与“万县”有着新名万分不及的知名度。与此同时,在行政管理上,也留下了市比县更优越、更进步的标记,按照某些指标,将大量的“县”改为“县级市”,从而在中国出现了正省市、副省市、地级市、县级市共存的各种乱象,同为市长,级别悬殊,假如各级市长组团出游,一定笑话一箩筐。
据12月7日《中国青年报》,“学者研究分析,一个150万左右人口城市更名后,办理一个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而像襄樊这样的中等较大城市,更名耗资或将以亿元计”。地域文化的发掘、历史记忆的追寻,地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尊重地名文化,并非地理名称一成不变。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尊重历史自然积淀,以是否有利于民众福祉,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否有利于文化传承为前提,而不应囿于短期的商业利益,更不能囿于官场的宿命哲学,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地理改名热,才不会变成“绑架历史”、“劫持文化”,至少在现实利益上还应珍惜纳税人的权利与奉献。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