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事发，抓捕嫌犯，起诉，审理，嫌犯罪名成立，当判死刑。程序正当严谨，步步依据律条。然而慢着！法院总觉不大对劲儿——究竟哪些地方存疑，莫须有，乍实还虚，半晴半阴，似明若暗，恍兮惚兮……好不令人费神！罢罢罢，权且弄个“死缓”吧——万一将来没啥事儿，朱笔勾魂非儿戏，杀头不是割韭菜，如何收拾残局？

　　哎呀呀，不得了了，被“杀”者居然“复活”；或者，杀人真凶出现了。这下，嫌犯解脱了，和这案子有关的部门，却全傻眼啦。今天咱且不追究什么刑讯逼供、诿过撇清，也不问案情如何复杂，以及冤案制造者各负几分责任，单说最后关头，把关者为什么“宁疑其有，不疑其无”呢？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曾于去年10月12日在《法制日报》撰文，讲到这种判决方式时所讲：“疑罪从轻，该判死刑的我判死缓，甚至我判无期，就这种裁判的方式在中国近十年来大行其道，疑罪从轻，又叫留有余地的判决。”好一个留有余地！

　　如果一人把别人打伤，法庭视情节轻重，或判二年或判五年，不管怎样，打人是坐实的，判得不确，尚且可改。而杀人或没杀，对于凶手和被害者，可都是黑白分明的——这个“有”和“没有”，阴阳隔阻，生死两重天，怎能因“疑有”而判人家“死缓”呢？而且虽因“疑”而判，判决书却丁是丁卯是卯地写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云云，符合律条规定，似无破绽，叫人无话可说。

　　可将事实生拉硬拽联结粉饰一番，自欺欺人去“疑”，其“疑”仍在呀。既为“疑罪”，自当判“无”；待到确定“无疑”，再判不迟——推事们连这点常理常识也不明白吗?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别有“苦衷”——不判，万一疑犯为真凶，继续危害社会咋办？又，上面要的是破案率、审结率，且下令“命案必破”；公安“破”了，检察诉了，法庭不判，不是“包庇”罪犯吗？难怪难怪！

　　可判方的“万一”侥幸，没准会造成社会的“一万”个麻烦，践踏的，是神圣的法律和人权。如佘祥林、赵作海，人家根本不是罪犯呀。把无辜者判了，对判方而言，保的是“万一”，对当事者来说，亏的却是“一万”——小小良民，祸从天降，虽因“缓刑”而未立死，却须把牢底坐穿，生不如死。他们失去的，不光是自由，更是心神魂灵、人格尊严、家庭亲情、事业朋友、财产家当，等等。总之除了躯壳，他们悲惨地丧失了一切。他们，有“一万”个冤屈！从另一方面说，有几个凶犯逍遥于社会，直言之，也是祸害;可滥判所危及的，却是正义的司法形象和民众对庄严法律的信奉。又，茫茫洪荒宇宙之间，除了遵循规律，并没有什么“必须”的玩意儿，即说命案，古今中外，湮灭无果的不乏其例，断案者又不是神仙上帝，怎会全知全能，必须“破”之呢？

　　谁也不愿意一个真凶因“疑罪从无”而漏网于法外。但是司法机关不掌握犯罪确凿证据，也只能如此。真凶未能绳之以法，正义无法伸张，受害者不能瞑目，这是法律和执法者的责任，岂能转嫁于“嫌疑人”？“除恶”是为了“安良”。难道为了惩治真凶，便令无辜者沉冤莫白，或者去当替死鬼？真凶的逍遥和无辜者的遭诬，这一正一反，不更令人不寒而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