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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话
天津北方网讯: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2010年9月至12月组织举办了“第六届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本届年会以“转变发展方式:探索·创新·服务”为主题,围绕我国和我市科学发展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研讨。共设立2个主会场、27个分会场,200余学者演讲,5000余学人参加活动。共征集论文663篇,评选出优秀论文198篇。现将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综要如下,以飨读者。
经济发展方式更科学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教授:在转变发展方式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我市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统一,是对这种理论创新和宏伟目标作出的具有说服力的实践诠释。为什么天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所形成天津经验的真谛,就是科学发展。“十一五”期间,天津以实施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为契机,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逆势而上,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人民生活改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多领域的指标居全国前列或领全国之先,形成了新世纪我国新的增长极,创造了天津精神、天津效益、天津经验,在国内外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影响。天津的做法和经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坚持又好又快,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战略主线;坚持可持续发展,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全面协调,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作为重要目标;坚持开拓创新,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宗旨。而这五个方面,归根结底是坚持科学发展。天津的经验对全国具有重要启示,最主要的是:立足实际,把握大势,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和加快发展与根本宗旨的统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滨海新区的崛起带动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十二五”新的战略机遇期,天津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产业和自主创新;如何加快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如何进一步名副其实地发挥环渤海和北方经济中心作用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总思路下,着力解决:第一,在自主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塑造高端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以高端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带动和促进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与信息化紧密结合,实现高端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第二,把改善民生、富民强市作为重要目标,在加大投资的同时,加快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加快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发展的协同拉动。第三,进一步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快建设宜居生态城市、环境友好城市和资源节约型城市的步伐。第四,在增强经济实力上下气力,努力提高经济的辐射力、带动力和服务力,创新作为经济中心发挥作用的机制和体制;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构和机制,统一谋划环渤海和北方区域的经济发展、产业的布局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等。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校长孟庆国教授:滨海新区的发展是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回顾滨海新区形成发展的历程,主要经历了筹谋启动、初步建设、纳入国家战略、迅速腾飞等阶段。在“十二五”期间,遵循国家定位和市委提出的把握主题、主线和主攻方向的部署,我们认为滨海新区发展的战略构想主要有:(1)科学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开辟和践行区域创新发展的新路径。(2)先行先试。以创新作为新区发展的动力与源泉,用新举措创造新的业绩,用新模式打造新的优势。(3)科教引领。大力构建科研转化基地、职业化专业化人才培训基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生产的相互联动。(4)布局优化。确保新区产业合理分布,空间资源优化,是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5)功能提升。着力构筑现代立体交通网络和快速交通走廊,实现与其他地区的多层次无障碍对接。(6)排头示范。在产业优化、城市转型、体制创新、和谐发展等方面,当好排头兵。(7)生态文明。坚持集约、节约、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形成稳定高效的生态工业文明示范体系。(8)和谐发展。将滨海新区建成城乡和谐、劳资和谐、先富和后富和谐、社会稳定和谐的模范区。以上八个方面,科学发展是统领,先行先试是关键,科教引领、布局优化、功能提升是路径,排头示范、生态文明、和谐发展是目标。
产业结构调整更优化
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十二五”发展期间,我们还需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与“民工荒”现象。近30年来,比较优势一直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并获得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其直观证据是,2007年底,在我国13多亿的人口中,城镇人口占44.9%,农村占55.09%;经济活动人口78645万人,就业人口76990万人。其中,第一产业31444万人,占40.8%,第二产业占26.8%,第三产业占32.4%。但是,在近年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紧张的现象,有人将此称为“民工荒”。对于这一现象,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时代即将来临,具体表现为:工资水平的上升;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招到工人;劳资纠纷增加,而劳工议价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等等。我认为,从工资没有趋同、剩余劳动力变动情况等方面来看,实际上这不是“民工荒”,而是市场障碍带来的流动性摩擦或时滞。因为农业人均产值近年来逐步上升,内地最低工资逐渐提高,但沿海地区最低工资却增幅缓慢。统计资料显示,重庆、广西、贵州等地最低工资都已经在2008年相应得以提高,与沿海地区处于相同的水平,因此造成大量民工返乡就业,而在所谓的“民工荒”的刺激下,沿海等地才陆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基于此,我们对“民工荒”假象的解释是,第一,城市生活费用上升:如租房、买房与生活费;第二,离乡背井成本的增加:如金融危机背景下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民工社会福利缺乏保障;此外,农产品价格水平的上升与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政府希望在工业化过程中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再就是媒体的宣传造就了“民工荒”。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我国的比较优势没有丧失;民工不是荒,而是市场障碍带来的流动性摩擦或时滞;时滞的时间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动速度;故以劳动力名义价格上升,作为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依据不充分。基于上述分析,在“十二五”发展期间,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和稳定的流动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完善劳动力供求的市场机制,由此来减少因摩擦性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荒。
天津商业大学校长刘书瀚教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这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认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1)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是适度压缩加工贸易规模。二是调整进出口结构,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三是扩大内需,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龙头,构造国家产业价值链。四是扶植本土民营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打造国企、民营并存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2)以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加快我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进程。第一是要优先发展金融、保险等资本密集型和以信息传输、IT服务、商务咨询等信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行业,以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为支撑,以信息密集型企业为纽带带动工业化发展。第二是要加快发展科技研发、工业设计、节能环保等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领域,促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第三是要重点改造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缓解生产性服务业内各部门的失衡现象。第四是要平衡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区发展。第五是要着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生产性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完善促进其发展的政策支持。(3)通过科技、人才等发展战略,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条件。首先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人才聚集。其次要强化科技服务,搭建高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最后是要实现制造产业“轻量化”,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市场。
民生质量水平更提高
南开大学教务长朱光磊教授: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不断强化、优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做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天津作为老直辖市和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要率先建成这一体系。一是在理念上向干部灌输“经济发展是成绩,社会建设也是成绩”、“公共服务是最重要的服务业”的思维,与制造业、服务业形成联动和互补;在实践上要做精核心公共服务,做大基本公共服务,做强社会服务产业,使公共服务形成具有与服务业互补的能力,与全市的整体竞争力相协调。二是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形成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的格局。大胆发挥政府作用,在关键性领域坚决实行“先进后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集成化服务网络;强化公务员的专业意识养成和专业技能培训;主动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三是“以民主促民生”,把政务公开和决策民主化的重点放在民生领域。在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改革方面,(1)需继续坚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树立“教育即服务”的理念,保持天津教育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教育普及提高实现形式。以职业教育园区建设为契机,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切实提高职校生的操作能力。综合考虑大学教育质量、治理结构、校区扩展、校园管理等关键性问题,力争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有明显突破。(2)采取切实措施,把以提供社会化公共服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会团体作为扶持重点,引导第三部门向着健康、有用的方向发展。(3)在社保方面,突出“覆盖面”这一因素。如在低保等方面,以尽可能扩大覆盖面为优先考虑;在医保方面,要优先考虑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明显减轻居民直接就医费用负担。(4)加强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统筹。为整合资源、避免服务“碎片化”现象,在市区两级组建作为公共服务综合协调机构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委员会是决策者、监管者,是公共服务采购者;办公室根据委员会的决定,统一管理公共服务的具体提供者。有关事业单位从所属部门分离。按照强委(公共服务委员会)、弱块、做实社区、发展社团的思路,合理界定市、区、街职责。考虑利用规模效应,设立某些跨区域联动的公共服务领域“专区”。
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教授:在“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进的中国医改将面临哪些困难、怎样破解?经济投入、公共卫生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确实是医改的重要内容,围绕医改的公共政策和经济建设是必要的,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还需引入“道德建设”理念,将政府层面的制度伦理、大众层面的社会伦理、医疗卫生机构层面的职业伦理有机融合在一起,用道德的力量推进医改。(1)在政府层面,从中央财政到各级地方财政旨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空前投入,“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一系列举措,使医改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的实现越发凸显,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2)在医疗卫生机构层面,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同样是医改的必要和重要的工作。除了大力弘扬医疗卫生服务的道德传统、学习医疗卫生领域模范人物、建设医院职业道德教育载体之外,还需要针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路径制定并落实具体的道德规范,务求道德规范贯穿医疗卫生服务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公共服务体系更完善
天津市统计局总统计师杜威:在“十二五”发展中,要处理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关系。我认为,(1)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伐的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亟待跟上。创造财富的速度快了,但是分配财富还相对滞后。形象地讲,就是把“蛋糕做大”的速度快了,但把“蛋糕分好”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从收入分配角度看,资本投入多,资本要求和得到的回报就多,而劳动得到的回报相对就会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居民收入虽然也增长了,但增幅低于GDP、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长此以往,就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并演化出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如何使群众的劳动报酬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在投资和创新驱动基础之上,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动力,天津作为经济中心城市要更加注重财富驱动。目前我市一方面正在全力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培育“科技小巨人”的企业结构;但另一方面,我市居民收入还不够高,居民财富家底还不够厚,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还比较低,市民的金融意识、财富意识还不够强。因此,可抓住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有利条件,积极推进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开放和金融工具的全面创新,大力构建债券、股票、基金、黄金、外汇、期货等金融平台,努力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逐步提升我市发展的财富驱动力。
天津科技大学副校长王硕教授:在“十二五”发展中,食品安全是关系到民生质量的重大问题。食品安全事件不但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治疗费用、劳动力损失等,还使相关产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事件社会经济损失评价体系和方法已刻不容缓。在“十二五”期间,我市需加强对食品安全,特别是食源性疾病损失的研究,加强对食品安全事件经济损失的评价,科学地实施对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相关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可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经济损失评价的研究工作,建立符合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也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制定促进食品安全的工作方案,完善食品安全基础数据的采集和统计分析系统,为科学地评估经济损失、制定科学政策提供数据基础。(市社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