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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只有祖母吸烟。还记得那时,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吧,她比较喜爱的牌子是“大婴孩”和“烟斗”,逢年过节才舍得来点“恒大”。若是平常,也只有家里来了客人,她才会把“恒大”拿出来,摆放在小白碟子里。后来,六十年代初,凭着票一次可以购买六盒,但都是杂牌子,偶尔会搭配一盒“恒大”,那可比中大奖还让人高兴呢!
七十年代我有幸到海河边的卷烟厂学工劳动。高大的厂房,恒温的车间,机器的轰鸣,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听带班的师傅讲,最好的料才能制作“恒大”呢,只有“恒大”不截火。
1978年我结婚时,喜烟用的就是“恒大”。那一年烟、糖、红布都不好买,全是求亲戚托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的。在家摆的宴席,吃到最后还差一桌,没想到女方厂领导来道喜了。怎么办?情急之下,让我的同事拿上“恒大”和大白兔奶糖,迅速前往玉华台酒家,总算救了急。
1980年前后,天津流传着一首名为《三大怪》的民谣:“自来水能腌咸菜,纱巾围脖一块戴,‘恒大’有人抽,没人卖。”说的是引滦入津之前,咱天津的饮用水不太好喝,风沙太大围脖一天就脏了,得蒙纱巾做保护,而“恒大”则是供不应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恒大”的供给量有了充足的保证。不过,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依然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