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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何处来?真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干什么?
黎川失守和三军团攻硝石数日不克,使抚河会战计划告吹。林彪率一军团攻资溪桥又数日不克,与敌人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第一步,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陷入被动。
虽然都是过去的对手,但保守势力消极避战现象和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现象不再出现。敌人好像换了一批人: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忍且增援及时。
敌人在变。
应该敌变我变。我们怎么应变呢?
就在蒋军军事行动开始、陈诚向黎川进攻的9月25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人到达中央苏区。
他从何处来?真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干什么?他的到来,将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时间。
必须从更远的源头去追寻这一复杂线索。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问结果,发现约瑟夫向马来亚共产党人转递的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高效率地做出了反应: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租界警务处也迅速查实了两处可疑地点:
一处为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房主是Noulens Ruegg(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其妻Gertrude Ruegg(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称为牛兰夫人;夫妻俩持比利时和瑞士护照。
另一处为南京路49号30室,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也是牛兰。
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
由于事先毫无预兆,密码和账簿都来不及转移,被租界当局如数缴获。
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
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今天回顾这桩当年轰动整个东方的要案,应该叹服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上海租界当局从多方入手,却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以证实嫌疑犯确实来自苏联,结果发现即使牛兰夫妇当时年仅4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
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被缴获,但由于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内外,早已见怪不怪了。谁知道这对夫妇在为谁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化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县人,原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时期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以保障各种革命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特委三名领导人,一是中共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便是顾顺章。此人所处地位之重要与关键,也可见一斑。
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当国民党军警按照顾的口供冲进那些秘密据点和居所时,都已是人去屋空。
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