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五，一位远在宁夏的朋友来电话说，从除夕到初一，他接到了上百条拜年短信，回吧，觉得味道寡淡，有应付差事之虞，不回吧，心里又的确过意不去，怕人家说自己是个冷血动物。进而他又向我发问，你说现在“春晚”每年都弄得热热闹闹，电脑上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可年咋就过得这般没滋味儿呢？油灯与电灯相比，油灯是活的，电灯却是死的；灯笼与手电相比，灯笼是活的，手电却是死的，怎么越是先进的东西，给人的感觉倒越是没生命呢？我笑了，说，你老是拿着农耕社会跟信息社会比，老是将慢生活与快节奏搅和在一起，当然不太爽了。

　　说到短信，我也认为它要比书信或者声音冷漠得多。我虽不是一个时尚的人，但也并非冥顽不化。我对许多新事物都保持着儿童般的好奇和兴致，有些时候，甚至还能在一个不是很大的圈子里引领潮流。譬如BP机一问世，我就买了一个，整天让人呼来“叩”去，几乎无处藏身；再譬如刚刚兴起电脑打字，我便换笔了，从286到386到奔腾5一路下来，陆陆续续地把一大堆机器全都给搞偏瘫了……但我有时也很固执，我基本上不发短信，即便在国外漫游，也多半是直接通话。

　　我之所以不发短信，思来想去，可能是缘于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小学教员，一辈子酷爱写信。她活着时，我常给远在东北的她打电话，母亲只是嗯嗯啊啊地听着，不出两分钟准让我撂，说我在浪费钱。之后没几天，她的信就来了，一二三四，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已不太习惯用笔写信。有一次我在电脑中把信写好，打印出来给她寄去，母亲很快就回了八个字：大作拜读，下不为例！在母亲的眼里，只有公开发表的作品，才会是铅印的。她患重疾住院那年，我回去照料她，有时要出去办些杂事，怕有闪失，便给她买了部手机。母亲倒是很喜欢这个精巧的小东西，只是不会用。有天我到另一家医院找一个当医生的中学同学给母亲会诊，中午要与他吃顿饭，就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只“喂”了一声就断了，我想她一定是按错了键，就顺手发了个短信。没料想待我回到母亲住的医院，她的床却是空的，吓得我魂儿都快丢了。问母亲同室的病友，她们说你妈的电话响了好几次，她手忙脚乱地不会弄，又不知你出了啥事，一着急打了辆车找你去了。我飞奔下楼跑回同学的那家医院，同学在手术室里出不来，他的同事说倒是有个老太太来过，已经走了。我找到母亲时，她正在医院大门外的一个报亭前坐着喘粗气呢。母亲举着手机对我说，你可把老娘坑苦了，老了老了又玩开捉迷藏了！

　　这事儿过去不久，母亲好歹学会了接听手机，也学会了收发短信。有时她躺在床上，我们就互相发短信玩，那时她就像个孩子，忘记了病痛，呵呵地乐个不停。不料半年之后，她还是痛苦地走了。我把那部手机放在她的骨灰盒中，想她了，就发一条短信，而母亲，却是永远也不可能回复了。我至今仍在后悔，当时我为何那么随意地就删除了她发给我的短信？

　　去年搬家时，我在阳台的一个橱柜里翻出了两个大纸箱，打开细瞧，竟是从我上大学起积存下来的信件，寄信者多半是我的母亲，还有英年早逝的妹妹和哥哥。这些信件跟着我从长春而北京，又由北京到天津，其间我搬过无数次的家，竟然没有将它们丢掉！我坐在地上读了整整一天。看着母亲和兄妹可以触摸的字迹，就如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还可以想象他们写信时的表情，这种感觉与短信绝对是不同的，那些由各色墨汁一笔一画构成的汉字，也是无法删除的。我的心一下子热起来。如果把这些信件的时间连接起来，它们几乎就是我成长的历史。

　　可以这样说，现如今的多数人都已经不再用笔写信了，甚至不会写字，偶尔接到一封手书的信件，你在觉得稀奇之余，肯定会笑话这是一位不懂电脑的老先生。其实，一支笔一张纸，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可能是一个更加阔大的空间。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汉字像小鸟儿一样地飞出去，或许也更能驻足别人心底的那片丛林，即便那张信笺会随着岁月泛黄发脆，而在心里，它却依旧鲜亮如昨。现代发明与传统方式，究竟哪个更具温情？哪个更具恒久的生命力呢？这的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