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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不收礼,收礼就收操作工”。兔年春节还没过去,各地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又开始为同一件事闹心——“用工荒”,即使咬牙调高了工资,派人到车站举牌抢人,也还是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开工。而且,无论是东部的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的内陆省份,都面临着不够人干活的难题。
于是有人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像江苏、浙江、福建这样的用工大省,由于从年前便出现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提前打包回乡的情况,用工荒实际从春节前就初露端倪,再加上春节之后很多劳动力输出大省纷纷采取措施争取劳动力回流,其中不乏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之类的感情攻势,外出打工的人数少了,劳动力市场当然就会出现紧缺。
用工荒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尴尬现象:一方面我们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却招不到人。它暴露了我国以前政策的不合理之处,急需调整。最近十几年,中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在高速增长,但沿海出口型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与此同时,都市生活的成本日益增大,富裕了的沿海城市居民、企业主和来自内陆省份的普通工人之间的财富与生活鸿沟日益扩大。当打工者认识到沿海不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财富梦想之地时,用工荒现象也就自然产生了。
有业内人士指出,以常规思维来看,“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用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权利荒”,农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用工荒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可以永远持续的神话,也将促使那些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改变在国内一味压榨本国劳动力、在国际上压缩自己利润空间的生产模式。用工荒是一种局部性现象,是我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好事,有利于加快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劳动力的不平等待遇。
破解“用工荒”并非只有涨工资一条路,对外来务工人员敞开城市的胸怀,或许比涨工资更能留住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解甲归田”,进入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夙愿。他们的土地情结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然而,他们的愿望与现实却有相当的距离。
正是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压力、候鸟式的生活,才让那些身心俱疲的农民工选择了逃离城市,“用工荒”便是他们“用脚投票”的权利自救。要想让用工荒不再出现,解决办法也简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打破他们的权利荒,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真正实现同工同酬,让他们也能像原住市民那样在城市里体面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