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追溯

　　然而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青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3、8虚假宣传手段：征文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遂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是红一军团人员内部不同人员讲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当抵触。最突出的是，宣传科长彭加仑的叙述，又比杨成武的回忆显得惊心动魄不少。例如对岸敌人人数，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红军是以一个团对付两个旅！又如伤亡问题，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三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三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这个问题，直到杨成武1980年代写《忆长征》和《回忆录》等书时，才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可惜，就在杨成武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从此以后，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就压过了红十三团的版本。红十三团虽然不服，却也无法扭转宣传大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