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两个月，我的姥爷作为解放军二十七军七十九师的卫生员，在解放福州的战役中牺牲。

　　牺牲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见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一面。

　　那个与父亲未曾谋面的孩子，就是我的母亲，她诞生在姥爷的老家——山东烟台的一个小山村。

　　姥姥忧思成疾，在我母亲5岁时去世了。妈妈小小年纪便成为了孤儿。她当时的梦想，是能够吃饱肚子。她说，当时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还是常常填不饱肚子，多亏了党和政府帮助，关心生活，助她上学，才让她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同样也是1949年8月，我的父亲在山东青岛的一个小渔村呱呱坠地。

　　爸爸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兄弟姐妹众多，爷爷开了个中医堂，经常帮助十里乡亲，家中虽不宽裕，倒也能勉强维持生计。爸爸那时候的梦想，是能走出去看看。

　　我的父母，家庭生长环境完全不同，就像两条完全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却最终相遇相爱，其契机，得益于国家发出的“内地有志青年支援边疆”的号召。他们虽然生活背景不同，却都有着一腔青春热血。“报效祖国、建设边疆”的共同梦想，让他们十几岁时，从山东不同的地方，奔赴了相同的目的地——新疆。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昭苏军马场，他们认真工作，踏实干事，坚持不断学习，经过石河子医学院的深造，最终，他们都从事了和父辈同样的职业——医生。

　　共同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组织的见证下，他们结婚了。婚后第二年，他们爱情的结晶——我的哥哥降临到了世上。

　　父母那时候的梦想，是“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让他们在当地声名远播，经常有人慕名求医。

　　哥哥说，至今他还记得，夜晚被骑着马赶来求医的哈萨克族朋友急促的敲门声叫醒，爸妈二话不说披上衣服翻身上马的情景。虽然他在黑暗的房间中因为害怕蜷在被窝里哭了一夜，但父母那策马远去的身影至今仍是他见过的最帅背影。

　　时光匆匆流过。在哥哥10岁的时候，爸妈得知了当时新疆的一个政策：“烈士的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妈妈当时正好发现意外怀了我，于是，感谢党和国家对烈属的照顾政策，让我有机会来到了这个世界，见识到生命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有国才有家的小小的种子。

　　我7岁时，我们一家回到了爸爸的老家青岛。那时候，爸妈除了治病救人，又多了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和哥哥成材。

　　哥哥和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1996年，哥哥考上了上海的大学，同样攻读医科。2006年，我也考上了天津的大学。因为铁路不方便，我来天津坐的是大巴车，经过8个小时的颠簸，我来到了新疆、山东之后的第三故乡。

　　在学校里，我坚持在认真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和课题研究。得益于国家对优秀学生的资助，我每年都能拿到学校的一等奖学金，并在大三那年，以三年学习总成绩全系第一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同时，先后担任了团支部书记、院组织部长、院学生会主席，为同学解难，为老师分忧，为大家服务。当历经辛苦组织好一个活动受到参与者的好评时，当百般奔波完成了一个任务受到组织者的肯定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快乐。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梦想也逐渐形成了，那就是：尽最大可能为更多的人们服务。

　　所以大学临近毕业时，我就报名并通过了选调生笔试面试的重重选拔，毕业后，留在了天津，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身着制服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

　　在执法战线的行政岗位上，我既不忘父辈留给我的“革命基因”，工作兢兢业业、扎实肯干，也发挥着80后年轻人的创造性和活力。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迹，但在平凡的工作中也收获着来自于行政相对人的笑脸和领导同事的肯定。

　　现在，我已在天津结婚、生子。爸爸妈妈也已经退休多年。

　　妈妈现在经常来天津帮我带孩子，只需要坐上高铁，再无缝接驳地铁，就可以见到小外孙了。生活越来越好，交通越来越方便，妈妈常说，“小的时候都说天上有神仙，我看呀，这人就是神仙。你看，我早上还在青岛，中午就到天津了，这不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么？”

　　爸爸呢，退休后很多医院想要返聘他，但是他却购买了大量的育儿书籍，自己研究起家庭教育来，这一研究就是10年，他说他又有了新梦想，就是出一本书，可以帮助中国的家庭认识到：“提前培养孩子远比事后教育孩子更重要。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宝贝，更是祖国的未来。”

　　我笑盈盈的听着二位老人说话，看着旁边一岁多的孩子，他刚刚摔倒，正在自己努力爬起来。我想，能让70岁的老人还有梦想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开放包容的国家，更是一个砥砺前行、波澜壮阔的时代。

　　梦想在一代代中不断传承，一个个普通家庭一代代传承的梦想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