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签名、俄文印刷、一张黑白照片，加盖的紫色图章已褪了色……这是1928年邓颖超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列席证。 这张列席证一直珍藏在邓颖超卧室的私人保险柜里，邓颖超逝世后，她的秘书赵炜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并将这个证件捐赠给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图片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

　　天津北方网讯：手写签名、俄文印刷、一张黑白照片，加盖的紫色图章已褪了色……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有一张纸面泛黄的列席证，它是1928年邓颖超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列席证。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召开。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这是一场危险重重的异国远行。

　　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轮船停靠在大连码头，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夫妇俩进行盘问。

　　做什么的？做古玩生意的。

　　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到哪里去？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去看舅舅。

　　问来问去，这几个人又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面对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回答。

　　邓颖超在旅馆内焦急等待、如坐针毡。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平安归来，他们立即撕毁了接头的证件并投入抽水马桶中冲掉。

　　然而，一番盘查仍没有完全消除日本警察的怀疑。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市。上车后，他们便发现坐在对面的是个日本人，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是跟踪的便衣警察。在长春站下车时，这个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以交换名片。周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这样，总算应付了过去。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辗转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因为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联系，他们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随后，他们一起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这张列席证一直珍藏在邓颖超卧室的私人保险柜里，邓颖超逝世后，她的秘书赵炜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并将这个证件捐赠给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小小的列席证，翻开了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津云新闻编辑孙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