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100年前在动荡的中华大地上，共产主义犹如暗夜中的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100年前在澎湃的炎黄子孙心中，中国共产党的召唤抹去了他们眼中的迷茫，激发了骨血中的革命力量。100年前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从上海辗转到南湖见证了永载史册的辉煌历史时刻——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这13人之一、来自湖北的代表陈潭秋不仅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记录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奠基人，更是为解放全中国这一理想信念奋斗者、牺牲者。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津云新闻记者专访了陈潭秋烈士的三子——88岁的陈志远老人，这位幼失怙恃的老人再次回想起自己的父母，思亲之感亦如孩童。坐在书桌前，温柔的日光均匀地照在陈志远背上，顺着老人的思绪，时间回到了一百多年前，回到那个为家泪满襟、为国血染袍的动荡年代。

　　生于革命之家 自小立志报国

　　“我的父亲出生于1896年1月4日，家里是个大家庭，父亲兄弟姐妹10人，我父亲排行第七，爷爷在外教书、奶奶主内管家。”陈志远回忆说，“由于家里人都有文化，家里父辈有5个人参加了革命。”

　　陈志远的二伯父陈防武创建了农协组织，国共合作时被选为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农运部长；三伯父陈春林是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五伯父陈树三参加过同盟会、创办过“聚星学校”，他还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后，赴南京筹建“临时政府”，在南京陆军部任要职；八叔陈荫林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任教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我父亲深受五伯父的影响，他给父亲和我八叔讲孙中山思想，还让他们注重学习外文，告诉他们外文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户。”陈志远说。在陈树三的点拨下，陈潭秋在武汉大学、陈荫林在北京大学都学习了英文，而且在大学时期接触了进步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

　　陈志远说，有一次他五伯父和父亲、八叔去村里的陈策楼，五伯父当即出了一幅上联考我父亲“陈策楼上谁陈策”，我父亲当时对上的下联是“独尊山前我独尊”，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头脑里已经正在思考如何改变中国了。

　　“1919年，我父亲跟着武汉学生去上海参加学联成立大会，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给了他们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我父亲深受启发，他回武汉之后，办学校、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还在董必武的学校里与八叔一起教英文。1920年秋，我父亲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组织青年读书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母亲徐全直就是当时读书会的成员。”陈志远说。

　　伉俪携手革命 骨肉颠沛流离

　　1921年7月，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陈潭秋和董必武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他代表一起，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1921年，参加完中共一大会议之后，陈潭秋利用教书的身份做掩护，成立人民新闻社、为报纸供稿，宣传革命。此后又支持参与了二七大罢工，罢工被镇压后，陈潭秋被通缉，派到了安源。此时，徐全直也追随着陈潭秋的革命步伐，前往安源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我父亲和母亲在革命中产生了感情，1924年他们结婚在一起。”陈志远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陈潭秋心系国家存亡，虽然心里惦记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但是他依然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1926年9月初，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城，陈潭秋在被围的武昌城内，坚持40多天，做好了北伐军的内应工作。此后，他又走南闯北，在华中、华东、华北、东北都留下了他革命的印记。

　　“李大钊牺牲后，我父亲曾于1928年两次来到天津工作，恢复遭到破坏的北方党组织，在天津组织出版了刊物《出路》，这本刊物现在就保存在周邓纪念馆中。12月第二次来到天津的时候，我父亲还带着我3岁的哥哥。”陈志远说。

　　随着斗争日趋激烈，在陈志远出生前夕，1933年 2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在临行之前，给在湖北黄冈老家的三哥、六哥写了一封家信：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到外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直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

　　这份带着“托孤”意味的家书，提到的“快生了”的孩子就是陈志远。陈志远说：“我父亲曾说‘现在生活困难不是一家一人的事情，是大多数人的事情’，我能感受到父亲的心情，他要告别妻儿以及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当时心情一定很难受的。而我母亲更难受，舍不得却又不得不把哥哥姐姐送走。但是，这就是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品格，那个时候的很多党员，都是舍小家、为大家，都要离开孩子的。”

　　2月22日写完这封家书之后，陈潭秋就离开了上海，他没有见到2个月后出生的儿子。此时，徐全直独自一人留在上海，4月22日，陈志远出生后，徐全直一边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一边继续与党组织联系，正当徐全直打算办理手续前往苏区的时候，他们平时秘密接头的联络点，被敌人盯上，当徐全直发现情势不对时，为时已晚，1933年6月20日，徐全直被捕入狱，关押在了南京雨花台。

　　短短的2个月18天，这就是陈志远此生与母亲相处的全部时间。此后，陈志远经由一户潘姓夫妻的保护，由陈志远的三姨将他从上海带到湖北，又由八婶带回了湖北农村，此后陈志远一直由六伯父、六伯母抚养。

　　母亲宁死不屈 父亲狱中暗杀 

　　陈志远说：“我没有见过父母，我父母的事情我是后来听家里的亲戚们讲述的，亲戚们说，我母亲非常‘泼辣’，性子比较刚烈。”

　　也正是由于徐全直耿直的性格，她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揭露监狱当局任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伙食的卑鄙行径，并拒接了国民党让其反省认罪来减刑的判决，她说：“宁为革命死，绝不去反省院。”国民党当局决定改判徐全直死刑。1934年2月1日深夜，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1岁。

　　“亲情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多年之后，我到南京拜谒雨花台，纪念馆外有很多雕像，我虽然没有见过母亲，但是我一看，就从中认出了我母亲。”陈志远说这么多年来他对母亲的想念之情一直没有停过。

　　母亲牺牲时，陈志远还不到1周岁，相比较于母亲的牺牲，父亲陈潭秋的牺牲，让陈志远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说：“我刚有记忆的时候，我的养父母就告诉我，我是谁的儿子，给我讲我父母的情况，告诉我，父母都是共产党，那时候，我看到别的孩子父母都在身边，我就更想他们了，但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母亲牺牲了，就总想着能见到我父亲。”

　　然而历史总是难以遂人愿。陈潭秋1933年离开上海后，前往了革命根据地，后又被派往莫斯科工作。在苏联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给在那里的革命后代们讲述他们父母的故事，撰写了回忆党的一大的文章和东北抗联的革命烈士传记等。此间，陈潭秋多次申请回到国内参加抗日，直到1939年5月，陈潭秋接受组织安排回国，前往乌鲁木齐工作，在1939年至1942年4年多的时间内，陈潭秋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三项任务：保障新疆为中国领土，不被帝国主义抢走；保证抗日战争后方稳定，保障国际交通线；提升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状况。

　　但是，那时候新疆军阀盛世才与蒋介石勾结，掀起反共逆流。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他的卫队以“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位中共驻新疆负责人软禁起来。1943年2月至3月，陈潭秋等5位中共负责人被投入了新疆第二监狱，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他的脚底板都烂了，但陈潭秋拒绝在《脱党声明》上签字。1943年9月27日深夜，黔驴技穷、恼羞成怒的盛世才用绳索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人，那时候陈潭秋47岁。

　　“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没有亲耳听过他的教导。”这也成为了陈志远内心的遗憾。

　　见证百年辉煌 不忘精神传承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志远被接到武汉上高中，由于消息隔绝，他也是在那个时期知道自己的父亲陈潭秋牺牲的消息。“我立志当一名法官，我应该为革命烈士‘报仇’，判处反革命。”陈志远说。

　　不过，1953年6月，参加高考的陈志远最终报考了天津南开大学，进入了历史专业进行学习，毕业之后留在了南开任教。“当时武汉的老师，让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去呢。”老人笑呵呵地说自己“食言”了。

　　在南开求学期间，陈志远于1954年4月26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那时候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我就想入党，想参与世界革命。当时我暗下决心，要活到80岁，能尽可能地为国家、为党多干一天。现在已经赚了8年，我88岁了。”

　　由于在南开大学求学、工作经历，陈志远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对于自己父母的故事也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有一阵子，我是不愿意提起我父亲母亲的，因为一回忆起来，我就很难受，我到现在还不愿意想他们牺牲时的情况，很多记者找我约稿、写东西，我都拒绝了。”陈志远说，“直到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总理的故事，我一边讲、一边流眼泪，那时候，我感觉烈士事迹可以教育人，我开始收集父母的材料，进行讲演，做宣传工作。”

　　这些年来，陈志远一直用父母的革命故事鞭策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我对自己孩子也说，提醒他们烈士的后代，做好人、做好事，把工作做好，让他们记住爷爷奶奶是怎样牺牲的。”陈志远说。

　　这些年来，陈志远曾经三次去过新疆，去看看他父亲曾经工作和牺牲的地方，也去过南京雨花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女儿入党的时候，入党宣誓安排在了一大会址，那一次还去了湖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破例让我上了‘红船’，我印象非常深刻。”陈志远说，父亲母亲及千千万万烈士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品德情操，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了鞭策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陈志远很早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很早就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百年辉煌庆、敬告烈士知！

　　“我活到了建党100周年，我看到了我们的国家发展得很好，取得了伟大辉煌的发展成绩，我要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而欢呼。”陈志远开心地说。

　　现在，陈志远每天都过着规律的生活，每天坚持“三看”，即看书、看报、看电视。最近，他又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了自学，在他的桌子上，一套4册厚的《中国共产党史》，陈志远已经学完了一本，他说：“我要把这次学习与父母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学习之后发现自己还是理解不够深，学习党史非常有益。我现在虽然是老人了，但是我希望后面还能讲党史，帮助青年成长。”（津云新闻记者 霍艳华 息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