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劳工代表袁甦忱

图2 市烈士陵园寻访团深入劳工家探访

图3 市烈士陵园宣教部郑晓弢在为劳工作口述记录

图4 花冈暴动纪念园

图5 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

本版照片均由市烈士陵园提供

清明时节，走进青松翠柏掩映的天津市烈士陵园，一座特殊的纪念馆默然伫立——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以下简称劳工馆），它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家记录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奴役或做劳工的纪念馆。这里承载着的一段历史，沉重又不能被忘却。

悲惨遭遇 被强掳与奴役的岁月

步入劳工馆，光线骤然暗沉。这座建筑面积1352平方米的纪念馆，分两层，一层为骨灰馆，存放骨灰2314盒，是我国唯一一处集中存放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的地方；二层为展馆，展出《东瀛血泪——中国劳工在日本》纪念展。

“劳工馆始建于1955年6月，地点在当时的天津市北仓镇三义村，1973年迁至水上公园，后来随市烈士陵园迁到现在的地址。”市烈士陵园文管部副部长詹思鹏为记者担当起义务讲解员。

“从1943年底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先后有近4万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展出照片中，一艘装载着中国劳工的船只准备起航，下面标注着一行小字：1943年3月，第一批220名中国人从连云港登船，前往日本富山县伏木港，拉开了中国劳工赴日的序幕。

“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这注定是一场不归的东渡。”詹思鹏语气低沉而凝重。这些中国劳工被运送到日本35家企业所属的135处作业场所，从事日本人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开山挖矿、土建搬运……在日本军警的刺刀、棍棒下过着非人的生活，长期的饥饿和无法忍受的奴役，使他们中的6800多人无辜惨死，造成无数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

到劳工馆参观的人，常常会在一幅巨型画作前驻足，这幅画是由日本著名画家志村默然人所作，形象地再现了赴日劳工被军警镇压迫害的场景。

来自天津的劳工邵义诚早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段悲惨的劳工岁月时曾这样说：“我们站在水里捞石头清理河道，每天工作12小时，每顿饭给一个用苹果渣和橡子面制成的馒头，没有菜，30个人睡一个大床铺。一次，我的腿被大石头碰破造成感染，浑身溃烂，不能干活，也不给治病，每顿饭改成只给一个二两小馒头，不发衣服和鞋。”

在日中国劳工不仅生存环境极端恶劣，还经常遭到各种虐待，日本当局甚至纵容本国企业强迫中国劳工为其研发的战时食品充当试验活体。现存留下来的资料，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奋起反抗 成立中共海外流亡党支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维护民族尊严，中国劳工进行了多次反抗，其中以“花冈暴动”斗争最为典型。1945年6月的一个晚上，花冈的700名劳工因不愿再忍受屈辱和迫害奋起暴动，他们在打死了两名日本监工和一名汉奸后冲出重围，转移至狮子森山。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当局调动2万名军警进行围捕，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暴动宣告失败，但刻印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不屈精神却被激发出来。此后各地劳工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其实，除了暴动外，中国劳工的反抗形式多种多样，在日本长野，中共海外流亡党支部成立了。

展柜中，一幅“沉痛悼念 劳工冤魂”的书法作品总能吸引参观者驻足。这幅书法作品的作者名叫袁甦忱，是一名赴日劳工，也是一名八路军干部。

1943年11月的一个深夜，袁甦忱独自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日伪军俘虏，他在战俘集中营经历了5个月的生死挣扎后，被押送至日本做劳工。“我是从青岛港被押送走的，同一批的300人中，大部分是被俘的八路军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一些人还是共产党员。”袁甦忱回忆说，为了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他们之间的联系都是秘密进行的。

经过个别谈话思想摸底，袁甦忱确认了他所在的二中队96名劳工中9人的共产党员身份。于是，他把其中信仰坚定、表现积极的7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秘密党小组，自己担任小组长。之后，又联络其他两个劳工中队的党员干部成立地下党支部，袁甦忱担任支部书记。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他还把劳工大队长吸纳为支委会成员，明确这个党支部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海外流亡党支部。

“因为有了党组织，同志们的胜利信心大大增强，经常会组织一些反抗行动。”袁甦忱说，1945年6月10日前后，他们秘密组织召开一次支委会，商定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24周年纪念日时，举行庆祝活动。

“当然，客观条件是不允许公开庆祝的。”袁甦忱说，为了表达矢志不渝，永不叛党的决心，7月1日当天，他们偷偷来到所在地附近的一棵小松树下，面向延安方向，举起右拳进行了宣誓。“我们宣誓绝不会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无论生存环境多么艰苦和危险，都会勇往直前，绝不后退。”袁甦忱说。

回归祖国 追讨正义让逝者安息

中国劳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停止苦役，以战胜国国民的身份自由生活了一两个月后，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陆续集体乘船回国。除少数从上海、青岛登陆外，绝大多数在天津塘沽登陆。为接待返国劳工，1945年10月17日，“天津市政府回国管理处”正式成立，地址设在西沽北洋大学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决定送还日本遗孤和日本人在中国的家属。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为答谢中国，与在日华侨、朝侨一起，对中国劳工遗骨进行了寻找挖掘。从1953年至1973年，除幸存者带走的劳工遗骨外，先后共有9批中国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被送还祖国。目前，除部分劳工遗骨被家属领走外，有2314盒骨灰被安放在市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

“这些遗骨是那段悲惨历史的见证，每一盒都承载着一个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痛苦。”詹思鹏说，日本战败后，日本外务省为应付中国的要求，对掳役中国劳工的情况做成了一部《外务省报告书》，后为逃避其战争责任，将此报告书下令毁掉。为查清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的真相，日本民众对以“花冈事件”为代表的劳工问题的调查和纪念，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知名旅日华侨林伯耀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多年来一直为劳工问题奔波。

“去年11月，林伯耀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还与10多位中日友好人士来到天津市烈士陵园，参观《东瀛血泪——中国劳工在日本》展览，为安葬在这里的劳工献上鲜花。老人说，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是为了加深仇恨，而是为了面向未来。”詹思鹏说。

作为林伯耀先生的追随者，张恩龙多年来一直奔波在为劳工维权的道路上。记者于日前电话采访了他。张恩龙的祖父张金亭，也是一位劳工，于1944年5月在洛阳战役中被俘，同年8月作为战俘被强掳至日本。

张恩龙的祖父当年作为中队长组织参与了花冈暴动。“暴动被镇压后，包括爷爷在内的12人被关押在花冈警察署，虽惨遭毒打，但个个宁死不屈。”张恩龙说道，“我依然能想起，爷爷的两个大拇指上被日本警察用铁丝吊起毒打留下的伤痕。”

后来，张恩龙的祖父作为花冈劳工23位证人之一，参与了二战结束后的横滨BC级战犯审判，并多次出庭，揭发控诉日本政府和鹿岛组残害屠杀中国人的种种罪行。

作为花冈劳工的遗属，张恩龙在2013年来到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事务局工作，积极参与各项为劳工发声的活动。“2015年，花冈暴动事件7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日本提起诉讼，从前期诉讼准备材料到2021年三审结束，我都是全程参与其中的。”张恩龙说。

如今，很多在日中国劳工都已故去，未来面临诉讼的难度将更大。张恩龙表示，虽然之前的诉讼以败诉而告终，但出庭作证的劳工的证言均已作为法庭证据固定，同时判决书上也有明确的文字表述，日本政府参与了抢夺劳工这一事实。未来如果需要进行诉讼，这些资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无论胜诉也好、败诉也罢，我们不会停止发出自己的声音。”张恩龙语气坚定。

资料整理

还原历史真相的

艰辛之路

为了更加清晰地向人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劳工犯下的滔天罪行，劳工馆的资料整理工作至关重要。从劳工馆建馆之初，工作人员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早期，由于国内关于劳工事件的资料零散且有限，工作人员们四处走访，深入到各个可能留存相关资料的地方，如档案馆、图书馆、历史研究机构等。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找关于劳工被强掳、运输、奴役以及反抗等方面的信息，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眼睛盯着那些泛黄的纸张，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为了搜集记录关于在日中国劳工更为详尽的资料，市烈士陵园专门派出人员成立了一支寻访团，在有着20多年劳工调查经验的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参与指导下，对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健在劳工以及研究劳工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采访、录制影像资料、抢救挖掘证言史料。

“采访幸存劳工是一项艰巨又艰苦的工作。”市烈士陵园宣教部的郑晓弢参与了这一工作。他告诉记者，采访的过程比预计的要复杂很多，目的地多在路途遥远的外省和一些偏僻的山区农村，一出去就得半个多月。“在山区或农村时常会走错路，往往要步行几公里，有时出现重名的村子，还要一个个排查，因为村名书写错误，就曾跑过很多冤枉路。”他说。

历经半年时间，寻访团遍布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辽宁、江苏、安徽、湖北10个省、直辖市的43个市县，先后寻访到58位战俘劳工幸存者，对他们的苦难经历和为求生而抗争的事迹，做了笔记、录音、录像。

“这些惨痛的真实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控诉。”郑晓弢说，当时，寻访团成员都有一个切实的感受，随着二战历史见证人的不断去世，不抓紧进行史料抢救，大量珍贵历史事实就会被时间淹没，所以我们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

这次寻访成果颇丰，不仅收集到劳工及其家属，以及一些专家学者提供的实物、书刊、通讯，还整理了4万字的劳工口述资料，拍摄了1万余张照片，录制的音像资料也刻录了光盘。寻访中，经过多方考证查找，先后在北京、天津、石家庄、青岛、济南、太原、洛阳、徐州等地实地考察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14处。

纪念意义

铭记历史是为了

更好走向未来

“不能忘记过去的伤痛，要时刻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来劳工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学生、机关干部、企业员工等社会各界人士。

天津市烈士陵园主任祁功勋介绍，为了更全面、更真实地展示那段历史，给未来多一点指引，市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那段史料的找寻。10多年来，劳工馆内的展品、文献、实物增补、调整、修改一直都在进行，在大家心中，这项工作永远没有彻底完成的那一天。

“大家总是希望能再多找到一些历史资料，再多找到一位证人，再多搜集一张图片，再多发掘一件实物……”祁功勋说，市烈士陵园与日本友好人士、旅日华侨、劳工历史研究专家、在日劳工家属的合作多年来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仅纪念馆展览陈列和史料收集方面的工作，就凝聚了双方无法计量的心血和汗水，当然更多的是双方为此投入的情感。

据悉，劳工馆自建成开馆，就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全面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强掳、迫害中国劳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全貌的平台。每年都会有许多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友好人士来到天津市烈士陵园，详细地了解抗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的苦难经历和战后受难者与全世界有识之士为讨回正义作出不懈努力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将他们在纪念馆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到的带回自己的家乡，带回世界各个角落。

在劳工馆的西侧，有一处花冈暴动纪念园，这是中国为在日殉难烈士·劳工建立的第一个主题纪念园，上面题写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祁功勋说，近年来，市烈士陵园积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如举办专题讲座、组织志愿者讲解、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等，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同时，还加强了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对劳工问题的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开展。在他看来，在当今时代，劳工馆承载的是一种特殊的使命，它时刻警醒着世人，历史不能忘却，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它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见证，虽然曾经有过痛苦的历史，但通过共同面对历史，两国人民可以增进相互理解，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