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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农民林月喜于１９８９年９月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但在时隔１１年后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才被收监执行。近年来，诸如这类不正常的“执行迟到”案件在安徽已发生数起，有关“执行迟到”是否合法的强烈争议，也引起法律界对行刑时效立法的关注。
被告人林月喜于１９８５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原阜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检察机关提出抗诉，１９８９年９月，原阜阳地区中级法院改判林有期徒刑３年。据阜阳市颖东区人民法院刑庭负责人介绍，林自１９８９年被判实刑后一直潜逃在外，几次抓捕未获，直到去年１２月２０日才被抓获后收监。被告人家属则否认林曾经逃跑在外。
据了解，当前，犯人在宣判后外逃是造成案件“执行迟到”的一个主要原因。被取保候审和一审被判缓刑的被告人，由于执行机关对其缺乏有效监督，他们在被判实刑后逃逸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自诉案件在判决前一般不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被告一旦被判实刑，往往为逃避服刑而外逃。另一方面，司法人员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也是致使“执行迟到”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安徽省灵璧县人民法院１９９２年以贪污罪、非法拘禁罪判处该县村民李建民有期徒刑６年，宣判后，既没人为他办理投监手续，也无人过问他的刑罚执行情况，李一直在家，７年后在未犯新罪的情况下却被抓进监狱服刑。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庭一位负责同志说：“按照法律规定，案件判决后应立即执行，迟到的执行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行刑迟到是否合法？对此，法律界则持不同观点：
阜阳市颍东区法院的一位负责人说：“刑事判决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对因种种原因造成执行迟延案件的罪犯收监，可以体现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坚决性”。
安徽大学法学教授唐大森则认为，对犯人在收监前逃逸行为的处罚，既不能将之等同于狱中脱逃，也不能等同于对犯罪行为的追诉。判决作出后和收监前是一个特殊阶段，我国法律规定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这是对刑期计算方法的规定，不能认定判决永远具有执行力。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行刑时效，“执行迟到”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合理不合法。
一位资深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的目的是让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有的迟到执行是因司法机关过错造成的，如果犯人在家中一直表现较好，达到了劳动改造目的，再将其投入监狱执行已没有必要, 对犯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执行应该有时效，对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执行的案件，理当免除承担被执行的责任。”
产生“执行迟到”法律争议的根源是我国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指出，行刑时效方面的立法欠缺，容易造成行刑时间的随意性，既不能保护犯人的利益，也不能增强司法人员责任感。犯人在判刑后没有被及时收监，也会使群众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淡化了一般预防的效果。
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我国的民事、经济法律都规定了执行时效，刑事法律也应对行刑时效作出规定，国外的行刑时效制度值得借鉴。有关专家建议：对不同的刑期可规定不同的时效，超过时效的刑罚应不予执行，保护犯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通过建立行刑时效中断制度，依法打击判决后的逃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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