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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浴血保卫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原“野牦牛队”8名成员入狱了。这个让很多环保人士感到震惊的消息，得到了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证实。
记者从检察机关了解到，3月16日，逮捕证代替了此前签发的拘留证，逮捕理由是“涉嫌贪污”。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说：“目前8名涉案人员都已归案，此案已进入侦查阶段。”
这个消息发生在“野牦牛队”被归并不到3个月的时候，引发了很多传言。
3月19日晚，在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格尔木市，记者采访了该局局长才嘎。“野牦牛队”曾和管理局并存3年，水火不容。
“野牦牛队”今年年初被撤并时，计有28名队员，其中24人被归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此番涉案被捕的8人中，有5人现在是才嘎局长的属下，其中有的身份是临时工。
才嘎局长说：检察院签发拘留证和逮捕证时，他均不在格尔木。局里打电话向他通报此事后，他即派员向检察院了解详情，反馈回来的信息是：8人涉嫌卖了藏羚羊皮分赃。
这8个人分别是：原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司机吕长征、治多县林业派出所干警尼玛、尕仁青以及“野牦牛队”成员谢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其中吕长征现为管理局的正式职工，谢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为管理局临时工。
才嘎说，检察院执行拘留时，谢周正在玉树家中休假，他即让局里电话通知谢周督其归案。
据才嘎转述谢周的说法，1998年，“野牦牛队”在一次巡山中，抓获了4名盗猎分子，收缴了两辆吉普车和94张藏羚羊皮。后来，他们放掉了4名盗猎分子和一辆吉普车，并卖掉藏羚羊皮，把所得收入用于巡山补助和补发工资，人均分得4000余元。
才嘎局长说，谢周还介绍，当时任西部工委书记的扎巴多杰知道此事后，曾对他们进行过内部处理，按月从工资里扣钱，至案发时已经扣清。
3月19日晚，在原治多县西部工委为野牦牛队队员租下的住房里，记者见到了扎西才仁、彬巴、谢周和吕长征的妻子，4个女人一提起他们的丈夫就忍不住掉泪。对这些女人来说，丈夫一入狱，天就塌了。
扎西才仁的妻子萨仁回忆说，扎西在“野牦牛队”干得很苦，260元的月工资还常常不能按时发。他们是卖过藏羚羊皮，那是因为饭都吃不上才卖的，他们没有捕杀过一只藏羚羊。1998年扎西往家拿回钱不久，8月份队上就开始扣扎西每月260元的工资，直到去年8月才扣完。这两年里，扎西几乎没拿过钱回家。
彬巴的妻子不会说汉语，只是哭得厉害。旁边的女人们说她最可怜，十个月大的儿子肝上长东西，要做手术，丈夫一进看守所，面都见不上了。
记者问才嘎局长：原“野牦牛队”队员对此反应如何？情绪如何？才嘎局长说，他刚回格尔木，尚无更多时间和队员们交流。
记者见到的一些原“野牦牛队”队员，情绪颇为激动，他们说，保卫可可西里这么多年，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
队员和家属不否认问题，但他们说，那是为了生存，为了巡山，为了更好地保护藏羚羊。况且，处理也处理过了，如今又升级处理，到底为什么？
记者于3月20日上午去格尔木市检察院采访。
“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因为‘野牦牛队’的知名度比格尔木任何一个单位都大。”该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人员称，“野牦牛队”的一些作为他们早有耳闻。记者追问，既如此为何至今才查？该人士称，今年春节后又有群众反映，多次直接过来和我们谈。
记者问，是否还会涉及更多人、更多事，检察官回了三个字：“不能说。”
对于记者提出采访当事人的请求，检察官予以回绝。他说：“此案目前在侦查阶段。侦查终结后，会依法提起公诉，由法院定罪量刑。”
据悉，目前尚没有律师介入此案。
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大事记
青海省的可可西里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无人区，面积4．5万平方公里，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和矿产资源丰富。
1992年以前，随着藏羚羊绒纺织制品“沙图什”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至少有2．5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
1992年，青海省治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600张藏羚羊皮，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盗猎分子袭击，中弹牺牲。
1995年5月，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辞职，重建西部工委，并成立了一支共计64人的武装反偷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
1997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管理局和“野牦牛队”两支队伍水火不容，并曾有过冲突。
据介绍，“野牦牛队”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60余起，查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
2000年年底，中共玉树州州委发文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其中3名正式工，21名临时工。 (郑直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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