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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的西安，记者在霏霏细雨中出门去寻访9名不堪忍受尿毒症带来的身心双重折磨而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实施安乐死的病人。这9个人分别是程运生、李新华、黄锦琪、陈双成、秦绵绵、裔式翠、邹荣、王炎德、王海元，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要数68岁的程运生，而最年轻的王炎德年仅36岁。他们共同的呼声在古城西安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安乐死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中心。
-生理上的痛苦不堪忍受
记者寻访的第一位病人是秦川机械厂56岁的职工陈双成。来之前就听人说，老陈是这九位患者中精神状态最为乐观的一个。怕我们找不到他的住处，老陈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早早就站在楼下等着。一个身患重症的病人却要迎候一些身心健康的人，这让我们十分的惭愧和不安。被老陈和他和颜悦色的老伴迎进简易的居室，在沙发上落座后，记者看见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陈设。老陈的气色看上去还好，甚至有些不太像一个病人。
据老陈自述，1996年，他先是感到尿频，后来则身上乏力，去医院检查，说是肾炎，他怎么都觉得难以置信。1997年，他的病情加重，出现肾功能衰竭，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排出尿液，整天头脑发晕，身体肿胀，不得不去做血液透析以维系生命。
“每到透析前夜，那真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老陈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感受，“那种痛苦实在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时候我想，撑下去也没什么希望，安乐死也是个解脱。所以当他们几个人商量着要联名请求安乐死时，我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西安市中医院的透析病房里，记者看见了缠绵病榻的程运生老人。程运生系西安电炉研究所的退休工人，得病前一直在单位的食堂当管理员。1998年3月，他在一次晕倒后，到医院检查时被告知得了尿毒症：医生要他立即进行治疗，要么换肾，要么进行血液透析，并要做好一辈子与病魔抗争的准备。程运生听后十分吃惊，他无法接受这个来得太快的事实。刚开始他只同意用中药进行治疗，结果病情不见好转。1999年6月，程运生不得不接受了医生当初的建议：每周两次到西安中医院血液透析中心进行血液透析。他说：“我两周就要做三次透析，身体虚弱得无法动弹一步，整日呆在房子里像蹲监狱一样。”
在程运生的边上躺着的是黄锦琪、裔式翠和家住西安市开通巷的65岁老人邹荣，他们脸上无不挂着痛苦的表情。邹荣退休前是东厅门小学的音乐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正常的生活在她1998年底患病后全都没有了。老人有4个儿子，她每周一和周五都要去医院做血液透析。老人说：“做一次，我就痛苦一次。”说话间，她已泪流满面。
-金钱和感情的双重负债
与他们中的大多数聊过之后记者断定，促使这9名患者下定决心投书媒体要求安乐死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问题。在患上尿毒症之前，他们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有的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但现在，他们几乎全部落到了入不敷出、举债度日的境地，更让他们于心难忍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拖累了家人。
陈双成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老伴和两个闺女的操持，自己早已不在人世。算下来，老陈一个月的退休金仅够透析费。为了看病，老陈已经把老家的6间房子卖掉，老伴今年也是50多岁的人了，还得出门找工作。
从1999年6月开始，程运生两周三次到西安中医院血液透析中心进行血液透析，为此他每次得给医院支付3000余元的费用，而这时程运生和老伴张素芳的总收入也不过1000元，这样每月就有2000余元缺口没有着落。据程运生说，这几年来，他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日常所需是街坊们给的。尽管这样，程运生家的经济还是处在了崩溃的边缘。陕西经贸学院的李新华老师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为了追求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他每月得支付4400余元的血透费。他两个儿子中有一个本来在读大学，但因缺钱，不得不辍学前往深圳打工，两个儿子都年近30岁，全都没有成家。他总是说：“我不愿再无休止地拖累家人了。”
9人中，36岁的王炎德是最年轻的一个，但他已有6年的尿毒症病史了。在他患病以后，曾经甘苦与共的妻子离开了他。躺在透析机前的王炎德说：“家庭的破裂自己并不感到过分失望，毕竟妻子也有过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而让他感觉最痛苦的是，这个病让他这个曾经风华正茂的大学毕业生“几乎变成了一个废人”。王炎德说，得病后，每周几次透析，让他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病床上，每个月大约有20多天时间均被这可怕的病魔给“剥夺”了，丝毫体会不到正常人的工作乐趣，王炎德觉得这对自己是个“侮辱”，他不希望这样的生活再继续下去。
今年59岁的黄锦琪家中的经济条件不错，按照他的话说，再维持一两年的血透肯定没问题。但作为这次“安乐死”求助事件的发起人之一，他却有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每年光透析费就要花上近7万元，如果再将生命延长10年就要花上70万元，用了这么多钱，但却没法正常劳动，反而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他反问记者，“失去劳动能力的生命有啥意义呢？”黄锦琪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所有的家庭都被拖进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经济黑洞，所有的患者都因为自己的“拖累”行为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安乐死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挣扎，是一种最下策的解脱，但面对日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日复一日的肉体痛苦，他们别无选择。
-安乐死于理当行
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
这些安乐死的倡导者认为，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患了不治之症，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而生存的希望又很渺茫，而且严重降低了全家人的生活质量。他们还认为，把有限的公费医疗资源支付给身患绝症、已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而中国很多贫困地区却缺医少药，常有年轻人或儿童因小病得不到良好治疗而死亡或残疾，这无疑是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不合理的表现，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于法无据
尽管从民意和情理来说，安乐死似乎应该立即实施。但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有在一个国家也就是荷兰，医生可以合法地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本月10日，荷兰因正式通过安乐死法案而被人称为“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而在我国的法典里，找不出任何一条是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可以找出的反倒是另一条：法律禁止任何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实施安乐死的话，病人是解脱了，实施者则可能惹来无尽的麻烦。
但据记者了解，从近几年来安乐死在中国也已开始若隐若现、藏头露尾地出现。近期，在上海等一些城市，有些人正在悄悄地施行“安乐死”，过程是：首先由患者提出要求，立下遗书：“本人系无法忍受病痛而死，与旁人一概无关，口说无凭，立此有照。”然后经家属同意，由医生悄悄地进行。另外，一年多以前还有贵阳的一个个体医生公然打电话给媒体说，自己曾经多次给患者实施过安乐死，一度引起极大的反响，但最终也没能翻起更大的浪头。
可见，要想真正推动安乐死彻底走到阳光下来，非立法不足以解决问题。考虑到导致人们死亡的原因正由原来的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癌症、心脑血管及老年性疾病为主，进行“安乐死”的潜在需要客观上在增加，所以，有必要尽快立法加以确认规范，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社会、病人、家属都有利；反之，如果不立法规范，就可能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造成可乘之机。
西安9名病人的联名请愿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对安乐死的足够重视了，据说，在西安媒体公开报道此事后，第二天，有更多的病人打电话给报社要求安乐死也算上自己“一份”。这足以证明，对于相当多的病人来说，这已是一道急需跨越的门槛。（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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