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疯牛病是完全立足于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利润挂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利益就被挤到了一边。质量和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摆在第一位，这是疯牛病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
新世纪之初，欧洲农业连遭重创，继去年11月疯牛病在德国登陆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口蹄疫近日又由英国传到德国的邻国荷兰。德国“屋漏更遭连夜雨”，在边境严查紧防，生怕第二次打击降临到它头上。对于消费者来说，进市场买肉制品简直如履薄冰，经常可看到顾客拿着一根根香肠、一块块火腿仔仔细细地阅读上面的说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委员会对食品的生产和安全早就制定了统一标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防止疯牛病的蔓延。束手无策的政治家们只能采取屠宰政策：发现一头疯牛，有关农户家的存栏牛便全部宰杀销毁。
对于疯牛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以及它与人所罹患的新型克雅氏病是怎样一种关系等问题，现都还在研究之中。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动物肉骨粉饲料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疯牛病肆虐欧洲，很多消费者恐怕还不知道，生性为草食动物的牛长期被强迫进肉食。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人们对欧盟农业政策的反思。在疯牛病入侵德国4个月来，人们追根溯源，就未来农业政策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众所周知，欧盟的农业政策是欧盟各种经济政策中耗资最多的一项政策，欧盟预算的一半，每年约1000亿马克用于资助占人口不到10％的农业人口。如此高额补贴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便宜的农产品，刺激产量提高，把数量放在首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牲畜的出栏速度，便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为存栏牲畜增加蛋白质。违反草食动物天性的肉骨粉饲料就是这样出现的。而消费者也形成了要求质量尽量高、价格尽量便宜的习惯，对商业形成巨大压力，迫使商业界反过来让生产者多生产便宜食品。据《食品报》去年年底报道，德国消费者在食品消费方面越来越吝啬，“盯着每个芬尼”。食品消费在德国家庭中的比重不断降低，1950年，一个四口之家用于食品消费的费用占家庭开支的45％，如今是15％。德国的七大食品批发商控制着2／3肉食品市场，在向农户采购时唯一的要求就是便宜再便宜。于是，农户被迫去想降低成本的办法：饲料要便宜，规模要大，出栏要快，等等。农业越变越像工厂，实际质量必然下降。
针对这种现状，德国政府对疯牛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必须在农业政策方面实现根本性变革。施罗德总理强调，必须取消“农业工厂”。1月底总理府起草的建议指出，一要重新确定农业生产的基本参数，即确定未来要扶持什么样的农产品，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二要由国家出资大规模宣传生态食品的优越性，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态度和饮食习惯。施罗德提出，要把“商业性农业”变为“多功能农业”，即兼顾环境、生产、生活质量、注重产品质量的农业。这份文件具体规定了“多功能农业”的最低标准，符合标准的将得到政府奖励。文件还要求扭转食品中制成品和速食食品增加的趋势。
今年2月，德国农业部长居纳斯特在政府声明中宣布，将改变以追求产量为目标的农业政策，“要好而不是多”。她要求消费者、农民、饲料工业、食品工业、零售商业和政府结成“转变农业政策的神奇六角形”。她宣布，对农产品将实行两种质量标签制度，一种是以生态标准生产的产品，计划10年后这类产品达到20％的市场占有率；另一种是最低标准标签，例如：符合动物生活习惯的饲养方式，仅在动物患病时使用药品。她要求零售商业的竞争集中在质量上而不是降低价格上；要求农业劳动者转向生态型生产方式，产品主要满足本地区需要，生产过程必须透明，从产地直到出售各个环节都必须有记录可查。她还提出，政府在中期只扶持符合标准的农户。
疯牛病在公众中造成的恐慌，促使欧盟新近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牛肉标签政令。从2000年9月1日开始，各成员国都必须对牛肉贴上可以令消费者查出其产地、屠宰地的标签、号码，柜台要悬挂醒目的屠宰许可号和所在国家等；从2002年1月1日以后还要进一步标明牛的出生年月和地点。
目前，对于大力促进生态农业能否取得预想效果，社会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在施罗德提出取消“农业工厂”的倡议后，3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在报上公开发表呼吁书，认为农业政策的转变虽然必要，但不是这样的转变。他们认为，生态农业迄今为止并非没有受到扶持，消费者却反映不积极，纯生态农产品的销售只占百分之几，如果继续以国家资金扶助生态农业，可能造成其对国家扶助的依赖。从食品安全的角度看，既然疯牛病罪在肉骨粉饲料工业没有遵守加工规章制度，错在政府疏于管理，那就不能归咎于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饲养方式。从经济角度观察，欧洲的农业政策不是一座孤岛，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饲养的规模越来越大是无法避免的，这种“规模小些、生态多些”的转变能否行得通也是问题。
但是，疯牛病是完全立足于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这点公众没有异议。利润挂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利益就被挤到了一边。至于农业政策如何转变，人们还在继续争论，但是质量和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摆在第一位，这是疯牛病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 （江建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