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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专职”的，还是“兼职”的
记者对“举报人现象”的采访历尽了周折―――
人生地不熟的，要想与“举报人”进行面对面的畅谈，恐怕得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引荐。记者为此首先来到了本溪市检察院。
经过多方“交涉”，检察院有关人员来到一楼大厅与记者见面。出乎意料的是，记者希望采访“举报人”的请求被一口否决了：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到底叫“职业举报人”，还是叫“自由举报人”，我们难下结论。至于记者同志你要当面采访“举报人”，对不起，我们没法与这些人取得联系，即便能与他们联系上，按照有关纪律，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情况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所以，我们只好再次说声对不起了。
又是一番“交涉”，对方终于同意记者到本溪市检察院举报中心的接待室看一看。但这仅仅是看一看罢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记者没有见到一个举报人。但是不静候硬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举报中心的大门口。终于，一个举报人同意和记者聊聊。
这是一位年近6旬的老人（下文简称为“老人”）。他强调他的真实姓名不能公开。他说，为了检举两个贪官他上下整整跑了两年半了。
他说，他是本溪市郊区人。这几年，随着本溪城市框架的拉大，他所在村的土地都转让出去了。然而，上千万元的土地转让金却被村干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群众到处告状没有结果。“去年，市检察院在报纸上公布了检举揭发贪官有奖的消息，更增强了我非把那两个贪官弄倒不可的信心，他们实在是太黑了。”
他说：“本溪是有一些人在干这种活儿。有人说一共有二十多个人，也有人说不足十个人。但是他们到底是‘自由’的还是‘专职’的，我说不清楚。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对惩治腐败分子毕竟是好事儿。要不，检察院也不会制定那个奖励办法。但是我觉得，光有奖励还不够，还要为举报人营造一种良好的举报氛围，让越来越多的人敢于举报。”
“为了使举报人免遭打击报复，有关部门早就制定了为举报人保密的有关规定。如果这次你的举报经有关部门查证是事实，让你领取奖励的话，你会去吗？”
“我当然去领，但必须保证我以后不遭受打击报复。因为，那是我应该得到的。”
“本溪的举报人，如果您还有认识的，我想请您帮忙再找几个人聊聊。”
“老人”犹豫了片刻，说：“我相信你们记者。我给你联系一下看，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因举报而获得奖励天经地义”
告别了“老人”，记者再次来到本溪市检察院，并顺利地看到了该检察院制定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
据有关人员介绍，这个办法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就其内容而言并非新闻。它的新闻性在于该办法在本溪实施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群众举报案件大幅度上升。现在该市80％以上的查处案件都是群众举报的。
检察机关认为，这些举报人与其称之为“职业举报人”、“自由举报人”，不如称之为“兼职举报人”为好。因为，他们一般是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他们对违法违纪的人与事明察暗访，确认属实后就依照程序将写好的举报材料上报给区、县、市检察院举报中心，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以便案件的查证和判决后他们领取奖金。因此，从这些人员的主要构成看，他们并不是仅仅靠举报生存的人。他们是富有良知的公民，出于对腐败的痛恨，才拿起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向腐败作出勇敢挑战。因此，这些人的举报行为称为“第二职业”似乎比较恰当。
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专职”的，抑或是“兼职”的，对的的确确存在的这类“特殊人群”到底该怎样看待呢？
在本溪期间，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员告诉记者，举报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最终的获益者无疑是社会。那么，获益者对举报人予以相应的回报，让他们从举报腐败案中有所收益，体现的正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这位人士还说，本溪市检察院对举报人给予物质奖励，顺党心、合民意，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这样的举报人越多越好。事实上，反腐败斗争每每取得成效，其中举报人功不可没，像湖南第一女贪官蒋艳萍的被拉下马，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为了“致富”，多拿奖金，有的举报人如果夸大举报数额，或者为了发泄私愤，无中生有，诬陷无辜的话，无疑会给侦查机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对此该如何防范呢？
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对举报人的奖励可以大大降低惩治腐败的成本。通过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往往可以给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而他们获得的奖励却很低，从这点讲，他们得到的那点回报算不了什么。更何况举报者还有被报复的危险。故此，惩治腐败，除了要建立必要的奖励机制外，还要营造一种保护举报者的良好氛围，从而使更多的人拿起举报武器，同腐败分子作斗争。
至于有的人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陷害无辜，那是另一个法律范畴的事，而且事实上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不属于举报人之列。这些人恶作剧的结果，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举报人现象”的出现不是坏事，人们不必因噎废食。
防止一些“举报人”的蜕变
第二天上午，“老人”给记者打来了电话：“有一个人愿意和你谈谈。具体情况，你们打电话联系。”“老人”告诉了对方的电话号码，记者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电话。然而，整整一个上午，电话那端就是没人接听。中午和下午再打，仍然没人。晚上8时40分，电话终于拨通了，可采访对象却变卦了：“对不起，我考虑再三，还是不接受你们记者的采访。”
“为什么？”
“我相信你会对我的真实姓名保密，但我不相信你们记者能解决我要反映的问题……”
“是的，您说的不错，记者解决不了什么具体问题，但是就像您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反映问题的权利。本溪出现了一批举报人，这无疑就是一种社会进步……您说呢？”
电话那端颇为激动：“对了，我们的存在就是要对一些贪官膨胀的权力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震慑。本溪市出现了我们这些举报人后，省里（辽宁）一家报社报道了一个消息，弄得全国都知道了，这对我们这里的贪官们是个极大的打击，我们有人为此想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一个举报人协会，想把事情做大。你说有关部门会不会同意呢？……”
记者笑而不答，调转了话头：“看来，您是想专吃举报这碗饭了？”“是有人想这么干，毕竟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市场空间’很大，也是有经济效益的……”
当记者邀请对方到宾馆好好面谈一次时，却遭到了拒绝：“咱瞎聊聊还行，我要反映的问题你又解决不了，瞎耽误工夫没啥意思……”
对方把电话挂了，望着无声的电话，记者陷入了沉默―――
人们不会忘记，在浙江瑞安市曾经出了个人称“地下组织部长”―――“阿太”这样的“人物”。“阿太”本来是个农民，又是文盲、地痞，但是他通过窥探官员们的隐私，便能要挟、控制官员。为此当时竟有人认为，“阿太”的所作所为是反腐倡廉的“新招儿”。但是，人们更不应该忘记，“阿太”之所以那么“牛”，他的“后台老板”竟是原瑞安市市委书记叶会巨。
记者在本溪采访时，有关人士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本溪市出现的“举报人现象”是好事，但让人担心的是，有些举报人在掌握了某些官员的大量把柄后，会不会因为迫不得已或为了私利与权力勾结。
为此，有人再一次向本溪的“举报人队伍”发出警告：只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良知，才能防止自己的蜕变和堕落。（闫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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