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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全国局势更加危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对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及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杨虎城将军在１９３６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怀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将军遇害后致其家属的唁电。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将军在推动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与我党合作方面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
今天，在西安，我们采访了杨虎城将军的女儿，同样是为党的事业而尽职尽责的原甘肃省政协民族宗教和三胞联络委员会主任杨拯美。杨女士对我们说，“我的父亲原名杨虎臣，因为指挥过西安围城战役，人们就改称他为杨虎城。他穷苦出身，深知旧社会人民的痛苦。早期就与中国共产党员南汉宸、王炳南交往甚密，对他们的思想很是赞赏。”
１９３５年秋，中央了解到王炳南与杨将军是世交，就调其回国做杨将军的工作，杨将军把王炳南接到自己的别墅密谈了两天。王炳南向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指出西北军的惟一出路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杨将军欣然同意。此后，杨虎城曾言，“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把我这支部队毁了也值得”。由此看来，西安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了。
杨拯美现已年近八旬，长期从事统战工作，虽然已经退休，但仍为党的统战工作四处奔波，在每次的统战活动中，都能看见她的身影，这是一个坚强的身影，是一种信念在始终支撑的身影。她对记者说：“父亲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的，作为后人，又有什么理由不继承他的信念，为党的事业继续努力呢？”
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绝不是杨拯美所仅有的，在天津，我们还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的侄子杨拯湘。在天津大港发电厂，记者第一眼见到他时，那健壮的身躯、周正的脸庞、闪亮的眼睛以及那眼神,让我们感到非常熟悉。那不就像我们在照片里见到的那位戎装一身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吗？
采访中，杨拯湘介绍说，杨虎城虽然出身贫苦，但在烽烟中逐步成长。他曾经说，“世界上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靠读书，另一种是从实际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当然走这条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的军事学就是打出来的，我身上的枪伤就是这种知识的文凭”。循着这条奋斗之路，杨虎城逐渐成为一名深谋远虑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正在国外考察的他，就对抗日的前途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他认为中国抗战是正义的、人民的持久战，“非民主不能持久，要使抗战能坚持到底，非巩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
杨拯湘还跟我们谈了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他说，杨虎城早在１９２７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没获批准，但他始终如一，苦苦追寻，他后来的事业也与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
让记者感慨的是，作为杨虎城的后人，杨拯湘有着类似的经历。杨拯湘自１９５９年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没获批准，但他还是严格要求自己。１９６１年，他高中毕业后主动要求参军，１９６３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参加西部建设，因不习惯当地环境，他得了病。他同学的父亲主动提出把他调回条件好的城市，可杨拯湘拒绝了，“作为杨虎城的后人，为了建设美好的生活，这算不了什么。”就这样他在新疆伊犁生活１２年，为大西北建设洒下了自己的汗水。
从１９７５年参加天津大港发电厂创业到今天，他总是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年，已经５９岁的杨拯湘终于在退休前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异常激动，“单就最后的结果来说，我要比我的伯父幸运多了”。
共产主义信念成了杨家前后两代人毕生的追求，这就是它的崇高魅力所在。（孙刚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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