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户口所限,相对于打工仔来,打工妹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
在5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第二届打工妹权益研讨会”上,户籍制度对打工妹的负面影响、“薄薄的户口本背后打工妹真实的生存状态”等,成了与会众多学者专家的关注焦点。
据调查,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逐步打破,以往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无法阻挡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目前北京外来人口300多万人中,女性比例占三分之一;而在最早涌动市场经济大潮的广东,流动人口中外来工至少有600多万以上,其中70%为“外来妹”。
一些社会学家通过调查发现,打工妹多数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行业,如纺织、服装、饮食、服务行业或家务劳动市场。河南社科院社会学所刘倩认为,这种低收入高强度的职业处境,直接原因是打工妹文化素质低,而根本原因,则是长期封闭的户籍制度限制,使打工妹在受教育及就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鲁英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结构,使外来女工与城里女工形成鲜明差异。外来打工妹因户籍所限,难有公有企业就业机遇,即便有,所享有待遇也明显低于城里人,而且,同样由于户籍问题,打工妹的劳保医疗保险均无从谈起,一旦失业,就意味着一无所有。
在两天的热烈讨论中,与会学者专家达成的共识是:当前,我国城市对打工妹抱有的“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是一种“持续的社会不公正”。
专家认为,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形成了打工妹特有的社会心理―――“双重边际人”特征:与家乡人比,她们自以为是进城的人;与进城的男农民比,她们更少对土地的依赖,更希望成为城市一员;但与有城市户籍的城市人比,打工妹却只有孤独体会“农村人”身份的尴尬。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伍蓓秋认为,“双重边际人”的尴尬,使打工妹内心永远有无所归属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同时,这一群体还存在两大问题:保健及其生存发展问题,教育尤其是其子女教育问题。而这些,不是打工妹自身能够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专家认为,打工妹“双重边际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建立在原有户籍制度造成的既定传统身份角色即“农村人”的认同基础上。一旦该基础发生动摇,打工妹的社会心理就会发生剧烈变化。
专家指出,由于户籍制度,在目前确实硬性区分出了“城市人”、“农村人”。但是,随着更多农村人涌入城市,就业机会一旦减少,城市人就会认为农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那么,目前的“经济吸纳”就会演变为“拒纳”。然而,“人往高处走”,农村人一旦进入城市,就不会轻易退出,矛盾一旦激化,就可能引起社会冲突,同时,渴望融入城市的打工妹群体还对城市人家庭婚姻状况更具特殊影响,而后者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社会安宁。
因此,有专家呼吁,关注打工妹,根本途径就是打破现行的二元社会结构,拆除城乡户籍制度壁垒,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包括打工妹在内的进城农民的平等合法权益,使“打工妹”、“打工仔”这一特殊身份概念永远消失。 (陈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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