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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冠（化名），20岁，北京某大学学生。
我因为去天安门广场练功而被送到团河劳教所接受原“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帮教。
我嘴上虽说要正法 请愿，但心里却感到很迷茫
我首次接触“法轮功”是在1997年10月的一天，经同学介绍我看到了《转法轮》，之后又听了济南讲法的录音带，那里面独特的法理十分吸引我，又令我感到十分欣喜，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从此以后知道如何做人了。于是，我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经过不断学法和练功，我逐渐把目标从修炼成好人转到修成圆满去天国。后来我又走出家门，去练功点练功，参加集体学法讨论和集体弘法，成了 “法轮功”组织真正的一员。由于“法轮功”的书籍和经文里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更是由于想圆满的那颗求心，我用在“学法”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不但在家里看，还把书带到学校去看，有时甚至上课也拿出来看；在假期里，我每天抱着《转法轮》从早看到晚，排除了其他一切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我父母时常提醒我，说我的状态很不正常；每当这时，我总想他们层次低，理解不了我，然而却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得有多么深。
在1999年4月25日晚，我接到通知：明天上午“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集体请愿。老实说，接到这个通知后我有点不理解，因为“法轮功”书里说我们修炼人永远不参与政治，我们既然修炼“真善忍”，又为什么要为了一件可以用更好方法解决的事而去中南海聚集呢？本来我可以冷静地进一步思考，但我不愿意质疑，（我想：“研究会决定的事不会有错的”）于是就决定第二天去中南海。
由于第二天上午我参加了两个考试，所以直到中午，我才找了一个借口跑去中南海。我站在中南海对面的便道上，心里十分忐忑，因为我知道此时我父母一定在焦急地到处找我。我本打算在他们找到我后，拒绝回家，继续留在这儿，但由于担心他们在这里发火儿，影响了“法轮功”的形象，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在下午4点，我被母亲带回了家，当时我心里还感到很遗憾，觉得失去了一次为法出力的机会。可回想起来，我站在街上请愿时，每当有路人问我为什么要来中南海，我嘴上虽说要正法请愿，但心里却感到很迷茫，不知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可见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盲目性。
两个月里我无心学习，整天陷在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从此以后，我父母加紧对我的看管，这让我没有机会再走出去。1999年7月 22日，当我听到“法轮功”被定为邪教并被取缔时，心里非常气愤和痛苦，但由于担心母亲的身体和迫于高考补习的压力，我就再没出去。直到2001年春节，我看到了明慧网上的经文，那里面的内容对我震动很大，我以为这事就要结束了，很快就要“白日飞升”了，所以又产生了出去的念头。于是在2月到4月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到底走不走出去：一方面，我担心出去被抓后父母及其他亲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学校也要因为我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想要建立威德，将来 “升天圆满”。在这两个月里我无心学习，整天陷在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天安门广场自焚惨剧，但我仍未醒悟，我那时根本不想承认这几个人是练“法轮功”的。
系里负责人问我：给周围人添了那么多麻烦，你是个好人吗
终于在4月，我抛弃了对父母亲人的挂念，也不去考虑学业和前途，到天安门上访、练功，前两次公安人员念我没有什么过分举动，又因为我年纪轻，还在上学，于是两次让我母亲将我带回家。第二次被带到警车上后，我以为这下一定能圆满，就向公安人员表示我不会再来了。回到家后，我母亲为了我恸哭不止，对我束手无策，我心里却想：等真相大显的时候也就是圆满那天，她也会因此而得到福报。后来，出于认为自己已经接近圆满的念头同时也为了安慰家人，我写了一份保证书，上面说自己再也不去天安门了，可是心里并不想放弃练功。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习惯性地又从外界得到了许多我所认为的“点化”，“悟”认为到了只要我是一名“法轮功”弟子，就要不断走出去，在我产生这个想法的初期，觉得没办法接受它，我想只要我遭受了多大的“磨难”
，我的父母就要被迫承受多大的痛苦；如果我出了何种意外，替我收拾残局的还是别人。但由于我过去陷得太深，这些理应顾忌到的问题很快被我抛在脑后，就这样我又一次去了天安门，然后被天安门派出所转送到厂桥派出所，那时已经大约是晚上8点钟了，到了派出所以后，那里的民警对我非常好，关心地问我饿不饿等等，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们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晚上大约10点钟时，他们本想把这件事通知我父母，但当他们得知我母亲因为这件事精神已经受到很大打击时，很善解人意地改为通知我的舅舅。在11点左右，我校系里和保安部的领导也到了公安局，他们一起耐心地给我讲道理，告诉我应该珍惜在大学里读书的机会，后来系里负责人问我：你们练“法轮功”不是要做好人吗，你现在让你的亲人那么担心，给周围人添了那么多麻烦，你是个好人吗？后来她又问我练功的目的是什么，当她听到我说是为了圆满修成神以后，问我：你要是圆满走了，你父母怎么办？这个我从没考虑的问题让我一时难以回答，同时让我隐约感到自己的自私。第二天下午，我被送往团河劳教所接受两周的转化帮教。在路上，我才知道由于我去天安门广场练功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应该去接受劳教，是在学校领导的努力争取下，我才得到这个学习转化的机会。在那时，我感到我所做的一切真的给别人添了很大的麻烦，同时我也感到学校领导对我多么关心。
我的头脑逐渐清醒，开始反思“法轮功”组织以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
刚到团河劳教所和二大队的帮教人员接触的时候，我有一定抵触情绪，只要听到他们的话里有否定“法轮功”的内容，我就要反驳他们，甚至冲他们乱发脾气，后来就闭口不说话。可是他们继续耐心地给我讲道理，不断启发我，到了第二天下午，当我慢慢冷静下来再考虑他们的话，觉得还是有道理，于是后来就不再排斥了。经过四天的学习交流，我的头脑逐渐清醒，开始反思“法轮功”组织以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看了记录“法轮功”组织骨干人员李昌、姚洁与“法轮功”决裂事实的录像和其它揭批材料后，我终于认清了“法轮功”和李洪志的真面目。
“法轮功”符合了邪教的六大特征。首先，“法轮功”追随者都对李洪志非常尊敬和崇拜，认为他无比伟大，认为他所讲的话就是法，就是真理，很少有人敢向他提出异议；另外，许多“法轮功”信徒家里都挂着李洪志的照片，而且还有人对其顶礼膜拜，这些不是教主崇拜是什么？其次，“法轮功”的书籍充斥着宣扬有神论的内容。谁都知道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可“法轮功”书籍里蔑视否定科学，宣扬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如 “天国世界”，“沙子里也存在人，还分黑人、白人、黄种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公认的理论，可他的书上却说人是变得不好了，从天上掉下来的。“法轮功” 本身出现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里，可他却宣扬政府无用，人像动物一样被管着，这些东西很明显与现实不相符，是歪理邪
说。此外，“法轮功”对其追随者存在明显的精神控制，在“法轮功”的书里反复强调学法看书非常重要，李洪志发表的一篇经文里更是专门强调了此点；不仅如此，“法轮功”还使其追随者坚信“法轮功” 所宣扬的是绝对正确的和绝对权威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动；就连说话时都要分清，不能把李洪志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说，反之也不行，否则就会造很大的“业”，在这种言论的威慑下，“法轮功”组织很容易就达到了从精神上控制其追随者的目的。另外，“法轮功”组织通过卖各种有关书籍、磁带、录像带、VCD、坐垫、练功服等物敛取了大量钱财，不仅如此，在近期还出版了装帧精美、价格昂贵的“精装本” “法轮功”书籍，既然“法轮功”宣扬修炼是不讲形式的，那又为什么要做这些形式上的事情呢？这不是借口要聚敛钱财吗？
秘密结社也是邪教的一大特点，各种邪教通常都有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开展秘密的非法活动，“法轮功”组织也不例外。李洪志对外称“法轮功”没有组织，可实际上“法轮功”组织严密，有完备的组织制度，李洪志还制定了《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轮大法弟子传功传法规定》等，“法轮大法研究会”还有明确的内部分工。“法轮功”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是很难组织起全国数百万追随者的。例如1999年4月25日，北京大部分“法轮功”追随者都是听了从研究会传下来的通告，才从练功点集体去中南海的，这就是有组织的行为。“法轮功”讲“真善忍”，可是一旦有什么人或什么媒体对“法轮功”组织进行批评和否定，它就组织其追随者向对方表示抗议，进行围攻，好像它可以不受法律的束缚。自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以后，在全国各地又发
生了多起“法轮功”追随者非法聚集，向政权机关示威的事件，其中以“4．25”事件影响最甚。这些活动造成了非常坏的政治影响，扰乱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
当我认真学习了许多批评材料后，我对李洪志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以前我对李洪志是非常崇拜的。在“法轮功”的书和讲法中他会或明确或暗示地让我觉得他是从一个很高层次来的，具有强大神通法力的佛，以前他说过他有无数的法身，再多的人他也管得了以及“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等等这一类的话。所以每当我在“学法”时遇到前后矛盾的地方或解释不了的问题都不去理智思考，而是觉得李洪志层次那么高，他说的话我理解不了也很正常，等到层次上去以后也许就会想通。从不去怀疑书的本身是否有问题。在“4．25”以后，我对李洪志的经文有许多地方不太理解，觉得他所讲的和以前的很不一样，而且有些内容涉及了政治，但由于我不愿意客观地去想这个问题，只是凭自己的感情继续维护李洪志在我心中不能动摇的地位，就继续执着地跟着他走。可当我认真学习了许多批评材料后，我对李洪志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他曾经把自己的生日修改成和释迦牟尼同一天，让人觉得他和释迦牟尼有什么关系，书里还说他“8岁得上乘大法”，后来又跟随数位高人修炼“功力达极高层次”，还说他具有各种神通，如搬运、定物、思维控制等，可是他“出山”这么多年，从来没人看见他显示过什么功能；他说他修炼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道病是什么，但事实证明，他曾经去医院看过病，还留下了病例单；他曾说辅导站不能存钱，不能以卖资料为借口收学员的钱，可实际上他售书、办班等几项收入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他在北京、长春购买多处住宅、多辆轿车，移居到美国后，还雇用保镖等等这一切事实都告诉人们李洪志并不是什么神，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仅如此，李洪志还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曾说要让圆满的弟子飞上天，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象；之后又不断说走出来的弟子
是伟大的一类的话，批评害怕而不敢出去的人，在他的“白日飞升”的诱惑下，有许多“法轮功”追随者，其中包括我，盲目地走出去与政府，与社会对抗。在明慧网上，批评、攻击我国领导人的文章为数不少，还有一些是报道中国国内天灾人祸的，这些与所谓“维护法证实法”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内容明显牵扯到了政治问题。
经过补习从职业高中考上了大学，我便把这想成是“法轮功”的功劳，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否定主观能动性，混淆内外因的表现
以前我对政府取缔“法轮功”组织非常反感，认为信仰“法轮功”是意识形态问题，人的精神归属是由人自己选择的，是私人问题，政府不应强行干预，认为政府禁止“法轮功”学员通过静坐、上访等方式“护法”是不民主的表现。但通过学习转化，我认识到了“法轮功”组织已经成为了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构成严重危害的邪教组织，政府取缔“法轮功”组织是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体现。同时，我也认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对国家，对社会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应该受到惩罚。另外，“法轮功”使人有病不看，使许多人产生精神障碍，误导人自杀、自残，政府依法取缔他，正是保护人权的体现。
过去我习惯用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考虑所有的问题，比如我经过补习从职业高中考上了大学，我便把这想成是“法轮功”的功劳，要是有人因此夸奖我，我便告诉他这都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有时我遇到了疑难问题，而这时外界环境又出现一些变化，我就认为可以从某些变化中找到启示来帮我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否定主观能动性，混淆内外因的表现：如果一个学生平时不学习，天天练功看“法轮功”书籍，怎么能考上大学呢？如果一个人一遇到困难就向外地寻找 “神的启示”以求渡过难关，那不就丧失了自己的头脑和意志了吗？所以，我以后要抛弃这种消极的思维方式，明明白白地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回首我从走上天安门到我现在彻底醒悟，脱离“法轮功”，我发自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学校和老师，感谢团河劳教所的领导们（感谢团河劳教所的领导及二大队的队长）和帮教学员，是他们使我从“法轮功”邪教中摆脱出来。
从今以后，我将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以全新的状态回到社会学校中去。以后我要抛弃利己主义人生观，考虑问题做事以集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走入社会后，做一个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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